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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有赖于将具备时代感、民族精神与历史使命的思想话语刊刻于经典，又凭借后来者对经典的不断解读、提炼，进一步巩固人类集体的智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可见我们所亟待建构的思想话语与学术体系，除了要回归经典之外，还需要接上时代的地气。 学术史乃是人类将思想贯穿于整个历史空间，并经由特定时代将思想加以改造，进而推动学术向前发展的历史过程。学术史的两个基本逻辑表现在：其一，思想的传播者并不只是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礼记·儒行》）。古今中外思想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书写一段古今不间断对话的学术史；其二，思想的传播取决于时代赋予的使命，任何学术事业以及经由学术所沉淀的思想都要根基于相应的时代，只有从时代出发，才能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寻求一种永续的平衡。 但并不是说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应该有清晰的界限。因为人类心智的成熟以及对文明的改造，必须同时建立在知识和德性的基础之上。不管是西方传统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尊德性而道问学”，都十分强调从心灵到自然世界是一种连贯的、同质化的过程，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明而道生”（《文心雕龙·原道》），实际上很好地归纳了学术传承与思想创造的内涵。换言之，所有有关于学术与思想的讨论，更趋近于在梳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历史并不能简单定义为人类认识“由名物和制度堆砌而成的世界”的过程，而哲学也不可能脱离“事实”去阐释它所界定的“概念”。没有人可以摆脱经典与传统，而通过闭门造车的方法去发挥所谓的义理；世界上也不存在毫无任何思想、不具备任何意识导向的学术文本，除非它们只是残存下来的一堆废纸。这也就决定了思想与学术的基本逻辑进路，必须直面我们的传统和我们身处的时代。 如果说西方的思想史在历经城邦、教会、契约的千年历史后，才渐次凸显人的主体性与自由意志，那么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自一开始便注重对人的关怀。传统的知识体系既致力于通过思想净化人们的心灵，又时刻提倡学术要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改造；知识人被赋予了“仰观吐曜，俯察含章”的胸襟，既要求立足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又赋予他们推动时代向更高文明迈进的使命感；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之间相互调适、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辩证成长、在“立德”、“立功”、“立言”之间循序渐进的学术体系，促使知识分子时刻不在将思想的光芒照亮后来者的道路。在以经籍为系统的学术传统中，知识本身就是心灵的标杆与改造世界观的良药，如清代学者程廷祚所言，“以希圣希贤为本，欲求进于是，为穷经近之”；那些借由厚重学术沉淀而产生的思想又横亘时代，指导立身制行以及伦常日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今古文之争”、“汉宋之争”等学术范式的争辩，这些看似在剥离思想与学术的大讨论，却是在建构起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学术传统，与其说是一种学术史进路的纷争，毋宁理解为古人在面对纷繁的思想世界与“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的知识体系时，寻求改造自身进而改造人类世界的一种巧妙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