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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的主题选择 最后，再让我们从希罗多德对主题的选择上来看其历史书写的时代特征。 在一个口述传统的语境之下，希罗多德所掌握的主要史料大多不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书面文件，而只是同时代人的口头证词及自己的游历，这样得来的材料难免头绪众多。由此，后世学者对于希罗多德是否赋予他的历史书写以一个自始至终的主题？《历史》的结构是否具有完整性？等问题争论颇为激烈。(40)在此，我们先将现代学者的讨论放在一边，而对希罗多德所用historia一词的含义及其语义背景做一番简单的梳理：英文history一词是由古希腊文historia（意为“探究”）转化而来，其词根是histor，最早见于《伊利亚特》中，指能够从诉讼双方的讼词中调查出真相、并做出判断的人，他因此而获得报酬。(41)后来方法扩展到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比如通过对目击证人的询问，而并不一定要通过亲自经历。到了公元前六世纪，它的含义演变成通过收集和甄别证据然后以人的理性评判来获取真知。换句话说，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叙述的内容不仅包括人类的活动，动植物、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等也都可以成为探究的对象。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希波战争是他写作《历史》的主要题材，但并不是唯一目的。他在《历史》的开篇之处就将自己的写作目的定为：一是记录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二是希腊人与异邦人发生纷争的原因。于是，他在《历史》中以将近一半的篇幅讲到了希腊人和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例如，卷二中几乎全是埃及的事情，包括埃及的地理环境、发明创造、奇闻逸事、宗教信仰等等。他说：“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42)言下之意，若不是埃及人创造了如此伟大的功勋，他是不会如此详尽地用180节的篇幅去介绍埃及。他这样做并不是离题，而正好是他探究精神的体现。可以说，希罗多德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报告自己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并说明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最伟大和最主要的设施。这一目的已经达到了，而有关纷争的原因也做了交代，可以说，希罗多德著述的两大目的都已完成。 曾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没有写完，也有人为其以精妙的高论结束全书而赞叹。或许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认为，希罗多德之所以没有提及战争的最终结果，根本性的原因在于，普拉提亚战役后，希波战争的性质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它已从一场整个希腊世界团结自卫的解放战争变成了一场为争各自私利而进行的掠夺战争。若再写下去，势必提及雅典与斯巴达的分裂、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这不仅与希罗多德著述的初衷和主题（他在提及其写作目的时没有说他要写战争的结果）相悖，更为重要的是这与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相违背的。这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人们想要记住的是他们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并终获胜利的光荣，而不是内部的相互争夺彼此削弱而终致衰落的局面。希罗多德说：“如果他们为领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因为内争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43)这种表述并非只是古典史家个人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是公众记忆的表达和再现；是与当时的社会价值取向相一致的。 而正是从对主题的选择上，古代史家比较了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之间的优劣，狄奥尼修斯从主题和描述方法上对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叙述进行了比较。他说：“对所有史学家来说，首要和最基本的任务是为他们的读者选择一个美好和令人高兴的主题。我认为，希罗多德的选择比修昔底德的要好。他的历史是有关希腊人与蛮族人的总体的历史，如同他所说的，‘为了使人类的业绩不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被遗忘’……但修昔底德仅仅描写了一场单独的战争，这一主题既不高贵，又非常不幸。它本不应该发生，但却事与愿违，它应默然置于一旁，并且被后代遗忘或忽视。”修昔底德声称他所记载的战争充满前所未有的灾难，狄奥尼修斯以为，这正显示了修昔底德主题的低下。他说：“历史写作的第二项任务是知道从那里开始，应该走多远。在这方面，希罗多德远比修昔底德明智。他始于蛮族人对希腊的第一次侵略，结束于他们遭到惩罚与报应。而修昔底德却从希腊民族陷于困境的那一刻开始他的叙述。他，一个希腊人，实际上一个雅典人不应该如此做……他的总结性叙述是巨大的错误。尽管他声称他目睹了整个战争，并允诺描述战争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他却止笔于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间的塞诺西马战役（发生于公元前411年）……如果他完整地叙述了整个战争，如果他有一个令读者高兴的、不同寻常的结尾，比如，使全篇结束于雅典重获自由后，流放者们从菲尔归来（即公元前403年，民主制的恢复）之日，那么，他就较好地完成了史学家的任务。”(44)狄奥尼修斯对修昔底德的这种态度是否具有代表性呢？有学者认为，虽然没有有力的证据对这一问题做出非常肯定的答复，但可以相信狄奥尼修斯的观点代表了古代批评家们的普遍看法。(45)狄奥尼修斯对两位古典史家的评价为我们理解希腊城邦时代的古代思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角度，狄奥尼修斯所提出的评判标准实际上就是要求史家应该对公众的记忆及其价值取向表示尊重和服从。而我们显然应该尽可能地在古人的话语中，以古人的诠释来理解古典史家及其作品。 总之，古典史家历史书写的方式及著述的目的的确与今天的史学家不同，他们的因果概念也与我们今天的概念不同。他们并不像现代的学者那样关心细节的准确无误，他们也不通过分析和批判文献来“研究”历史，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根据经验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历史的准确性。在他们看来，重要的是要以迷人的风格叙述他们的故事，并以此将公众记忆保存下来。事实上，历史的含义并不只能从文献中获得，也能从记忆中获得，这是另一种历史的真实，即记忆的真实。因为，口述史(46)按其性质来说，同样是历史，它是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可以说，口述的历史非但没有偏离历史学家对于真实的追求，反而反映了历史生产的真实过程，以及当时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看法，而这也正是历史学家求真求实的根本。《历史》中的资料当然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记忆会影响希罗多德的叙述，他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更多依赖口头传说的社会，因此，我们应当充分注意到希罗多德的局限性，但也不可否认，《历史》中的绝大部分仍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资料。希罗多德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的想法及其出发点也与我们不同，但无论希罗多德与现代史学家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这种距离都不能使我们因此而否认他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作品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正如蒙米格里亚诺所说：“直到今天，他的《历史》仍然是我们研究希波战争和东方历史文化的最好的资料。如果没有希罗多德，希腊史和东方史的研究不会在17、18和19世纪取得那样大的进展。信任希罗多德是我们卓有成效的探索遥远过去的首要条件。”(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