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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编译:孙西辉 有人指出，2014年世界面临的形势与1914年的欧洲十分相似。这也引起了关于历史周期性循环的讨论。人们期待从历史中寻找智慧，吸取历史教训。近期，2014年7/8月号《美国利益》杂志刊登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的文章。在作者看来，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带来了欧洲历史上难得的大国均势和百年和平时期。因此，1814年比1914年对2014年更具启示意义。 比1914年更具参考价值 今年是一战爆发一百周年，许多人有种不祥预感，怀疑我们是否站在类似1914年那种灾难的“火山口”上。这种类比的情绪使多数人忘记思考，一战爆发与当前形势是否有可比性？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有人坚持借鉴百年周期的经验教训，那么1814年比1914年相关性更大。实际上，一战前与当今时代的差异远大于相似之处。1914年的世界是在欧洲秩序中，而非全球秩序。那时的主要国家不可能预见到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会那么快将冲突升级为一场多方参与的灾难性战争，他们也不可能限制自己的代理人。与之相反，如今的大国对于自己的能力和相互依赖程度有更多了解，都主动避免走向直接对抗。更重要的或许是，1914年的各国政客并不寻求建立或孕育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他们也许从未考虑过这种问题。当今世界最需要的是在政治爆发之前重塑和加强大国均衡态势，而非等待危机和冲突的到来。就此而言，1814年比1914年或1919年更具参考价值。 1914年标志着战争开始，而1814年见证了秩序的建立。康德关于世界共和国联邦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当代全球治理领域超越霸权的最著名思想。在他的《论持久和平》（1795）发表之后仅20年，第一个全球治理的实例开始出现，但这是由保守主义政客而非启蒙哲学家主导的。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欧洲大国的重要官员齐聚维也纳，重绘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地图。他们将欧洲描绘为一个多极和多边规制的世界。出于阻止欧洲出现单一霸权国的考虑，与会各方终结了近30年的战争，并建立了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大国协商机制。 维也纳体系依赖大国均势政治，因而十分重视培养对话习惯和建立正式机制。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1954）中指出，维也纳体系的魔力在于通过谈判主动适应环境的自创本性（autopoietic nature）。英国学者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在《外交调查》（1966）中得出类似结论，维也纳体系标志着外交通过谈判和国际法使国际关系文明化的开端。协调机制是不稳定、充满活力与合作式的，在减缓冲突和防止争霸战争方面的确起到一定作用。但对于当前行动迟缓、官僚气氛浓厚的联合国而言，协调机制很难限制地缘政治中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暴力。 1814年的大国协调也比1919年欧洲欧美政客的混乱谈判更具效力。一战后，法英意美领导人在巴黎商谈解除军备、领土交换、战争赔偿、肢解帝国和瓜分殖民地以及创建国联等事宜，整个世界似乎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英国外交官和学者担心失去离岸平衡的优势，但这种命运在劫难逃。地缘政治理论之父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理想与现实》（1919）中写道：“此刻人们普遍认为持久和平一定会实现，因为精疲力竭的人们决定不再进行任何战争。但是，国际紧张因素还会再次积聚，尽管开始或许会很缓慢。那些参加1814年维也纳会谈的外交官，谁会预见到普鲁士会成为世界的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