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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球机制遥远而艰难 20年后，现实主义先驱卡尔（E. H. Carr）在《二十年危机》（1939）中批判了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思想，指出威尔逊的国联思想是脱离地缘政治现实的技术统治论。可见，麦金德和卡尔都更青睐均势，而不是寄希望于自我克制。卡尔对基辛格在冷战时期的观点具有显著影响，即外交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两极体系的现实中构建一个多极秩序。这也是罗斯福在二战即将结束时思考的问题，他把欧洲协调扩充成由美英苏中 “四大警察”构成的一个全球版本，以此确保世界稳定。然而，冷战时期的真正外交故事从未走进安理会的多边机制，而是留在雅尔塔、维也纳、赫尔辛基和雷克雅未克举行的美苏双边峰会中。 幸运的是，冷战在没有爆发核灾难的情况下结束了，但此时并未出现反映权力和影响快速变动的新全球机制。可以说，19世纪的世界由少数盯着殖民地的大国主导，20世纪由两大集团控制，21世纪的复杂形势远非中美领导人的“阳光庄园”会谈所能塑造。我们现在面临着与梅特涅、卡尔和基辛格相同的困境。中美很少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国都进入到对方的影响范围之内。同时，国际社会还未进化到让渡权力成立中立性全球政府的地步。 当今世界仍在经历1814年的那种帝国式谈判和1919年的皇权崩溃。威尔逊关于普遍自决的理想在前奥斯曼帝国的东部领地再现，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库尔德斯坦面临瓦解。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我们仍需寻找一个能够容纳大小国家解决嫉妒、恐惧和暴力的全球机制。欧洲一体化似乎正朝着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政府”方向发展，欧盟能否作为全球地缘政治演进的模式？这种想法显然不太现实。类似欧盟的地区化组织快速发展，但日益成为世界秩序的各个拼版，建立全球机制是件遥远而艰难的事。 现在，我们开始领会到一种新的地缘政治逻辑。冷战中的“东方”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太平洋东岸边缘地带各国。“西方”在各地区之间依然维持明显的竞争优势，且把拉美作为另一个支柱，而非西方的后院。这种新世界图景催生了新外交逻辑。当前是一个大国世界，但没有明显的全球等级特征。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全球秩序，但存在各不相同的地区秩序。由于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联系，各地区间经济相互依存十分紧密，但军事和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十分有限。西方推销的民主制受到挑战，以新加坡和瑞典为代表的“良治”已成为新标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