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历史研究“殊异之方法” 经过19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争论，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只得到有限推进。这是因为，即使在努力倡导史学科学化的史家中，形而上学也并未得到真正彻底的清除，至于一般历史哲学家中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20)认识论的局限必然反映在方法论方面。19世纪以来形成的史学研究方法，大体可归为考证法和“移情法”两者，它们分别是客观主义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发明。这两种方法虽在不同意义上都被赋予“科学”之名，却与自然科学中以观察和实验为手段的归纳法并不相同。历史研究的方法，因此成为科学中的“另类”。 (一)考证法 考证法，为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家所倡导。兰克本人虽创立并在实际研究和教学中成功贯彻了考证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对其进行系统阐述。这项工作，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与德国历史学家伯伦汉等人完成的。在此仅以前者为例，略加说明。在客观主义史学家看来，历史学的“殊异之方法”无非包括两方面，即史料鉴定与历史构造。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强调，史料鉴定不仅极端繁复，而且绝对必要。尽管如此，这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要完成历史的“复原”，则须在史料鉴定基础上展开综合工作：“吾人除却由史料中寻得各种殊异质素外，更范成内心想象……当读一史料中之一文句时，吾人心中，立刻不能自禁，而率任自然之性立刻范成一想象，此想象乃仅因其略为近似而遂成立，常为极不精确者……凡历史学之工作课程，即系将此等不确之想象，逐渐清理改正，一一除去其伪误之质素，而代之以真实。”这就是说，唯有在考证基础上结合研究者自身经验，施之以想象，才能完成历史构造。朗氏认为，这种“历史方法或间接方法”并不完美，但只要假以时日，就可获得关于历史全局的了解：“所谓历史方法或间接方法，固显然不如直接观察方法之完美，然历史家本无选择余地。盖探取过去事实，此乃唯一之道，目前虽在此不完美之状况中，但期诸将来，固有获达于成为科学知识之可能也。”(21) 由此可见，客观主义史家为了完成历史事实的构建，最终还是将“想象”引入其方法之中。客观主义史学家的“想象”方法，与下文要讨论的形而上学家的“直觉”有异曲同工之妙。想象的引人效果如何？它会不会将史学研究引向相对主义？究竟是否会使以“科学”相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名实不符？此处先不予讨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无论考证还是想象，目的都仅在于“复原”历史“真实”。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科学”，其实是残缺的，服务于这种形式化的“科学方法”也是名不副实的。 (二)直觉的方法 与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主要从史料考证、史实构造角度谈论方法问题不同，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的着力点主要在历史的理解或阐释。比如说，狄尔泰等人试图说明历史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他们虽然都力主历史学拥有独特的方法，但对于该方法究竟是什么却缺少论述。柯林武德则不然，他不仅讨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同时给出了认识历史的具体方法。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历史学家怎样识别那些思想呢？柯林武德认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心灵中重新“重演”它们。柯林武德认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之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它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于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 在柯林武德看来，“重演”对于历史学不仅有效，而且不可或缺，甚至相当于“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另一处，他甚至将其比作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说：“正如自然科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是在科学家(用培根的比喻来说)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也是在历史学家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他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了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所隐瞒了的情报——或是因为他们不愿拿出它来，或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它。”(2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要真正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必须设身处地进行“同情式的理解”(或谓之“移情”)，否则便会与历史真谛终隔一层。(23)事实真是这样吗？科学史家内格尔认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精神病学家为了有能力研究精神病，难道他必须发狂？历史学家若不能在想象中重新捕获那种可能激起希特勒这样的人的狂暴仇恨，难道就不能说明希特勒造成的社会变化？事实证据一定不支持这些类似假设。(24)实际上，主张以同情的方式理解历史的人们，同那些持有宗教情怀的人一样，认为如果没有宗教情结，就没有资格研究宗教。(25)这种认识，说到底是形而上学思维未从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的结果，是错误史学认识论在史学方法论领域的折射。 总的看来，由于19世纪来的历史学在处理它与形而上学和实验方法关系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中庸”之路，使得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深刻矛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评述说，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同以文德尔班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重大争论，最终于19、20世纪之交大体上达成明确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是： 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Erlebnis)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按照当时开始大批出版的历史学工作指导手册的说法，这宗不自在的结合由以下方法解决了，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26) 实际上，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家(唯心主义)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核心就是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争论并未结束。相反，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在今天的史学实践和观念中，以上分裂现象也并不鲜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