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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著，李思纯译：《历史研究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13、114-115页；[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8页。 ②马克·布洛赫、埃米尔·迪尔凯姆观点见下文，参见[美]玛格丽特·米德著，周晓红等译：《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③关于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关系的专论，国内外史学界尚不多见。除年鉴派学者提出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实验”之外，以反对将实验方法用于史学研究者占据主流。如彼得·温奇力主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存在本质区别。(前者参见《年鉴》编辑部著，陆象淦译：《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后者参见[英]彼得·温奇著，张庆熊、张缨译：《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西方学界有关该问题的讨论情况，可参见Kevin Passmore,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in the West,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199-219.中国学者近年发表的相关论著中，何兆武、王学典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参见何兆武、张丽艳：《历史学是科学吗？》，《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王学典：《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与历史学：塑造、同化与区别》，《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就赞同者方面而言，除马克·布洛赫等人外，中国学者刘青峰、金观涛也在多篇文章中探讨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参见刘青峰、金观涛：《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自然辩证法研究》1989年第5卷第3期；金观涛、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理想史学”的概念，亦赞成将实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值得关注(参见孙巍溥：《理想化模式与历史学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需要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可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这实际上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实验史学”的概念，与本文所论并不相同(参见陈新：《实验史学：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的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④参见[英]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77、60、79页。 ⑤归纳和实验在培根科学方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可理解为同一研究方法的不同环节。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117-118页。 ⑥[英]培根：《新工具》，第82页。关于科学归纳法与简单枚举法的区别，参见培根：《新工具》，第12-13页。 ⑦参见[英]卡尔·皮尔逊著，李醒民译：《科学的规范》，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 ⑧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59、26页。 ⑨[英]亚·沃尔夫著，周昌忠等译：《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72-773页。 ⑩严复将这5条规则分别译为“统同术”、“别异术”、“同异合术”、“归余术”、“消息术”，并将约翰·密尔译作“约翰·穆勒”，将《逻辑体系》译作“《穆勒名学》”。参见[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2-348页。本文从今人译法。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11)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4-185页。 (12)参见[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5-654页。 (13)参见[英]培根：《新工具》，第100、169-170页。 (14)[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李涤非译：《精神科学的逻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8页。 (15)[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第40页。 (16)参见[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精神科学的逻辑》，第58、41页。 (17)参见[美]卡尔·G.亨普尔著，张华夏译：《自然科学的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3-34页。 (18)参见[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著，狄玉民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8、143-144页。 (1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46、147页。 (20)参见晁天义：《“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 (21)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18、26页。 (22)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02-303、330、331页。 (23)狄尔泰是这方面的代表，有关论述参见[德]韦尔海姆·狄尔泰著，赵稀方译：《人文科学导论》，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24)参见[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徐向东译：《科学的结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544页。 (25)如彼得·温奇所说：“一个宗教历史学家或宗教社会学家若要搞明白他所研究的宗教运动，并且理解那些制约着其参与者的生活的所思所虑的话，那么他自己就一定得具有一些宗教情感。”参见[英]彼得·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译本译者序，第95页。 (26)[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27)金观涛、刘青峰认为，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容的。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历史的真实性：试论数据库新方法在历史研究的应用》，《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8)参见[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25、113、114-115页。 (29)关于三类“有组织的知识总体”的论述，参见[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47页。 (30)[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348页。 (31)[英]乔治·皮博迪·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75-876页。 (32)[意]克罗齐著，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页。 (33)[美]詹姆斯·哈维·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0-41页。 (34)[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2-163页。 (35)[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3页。 (36)[法]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历史研究导论》，第163页。 (37)韦尔海姆·狄尔泰语，参见[德]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第2页。 (38)关于共变法在史学研究中运用的较详细讨论，可参见晁天义：《试论“共变法”及其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39)参见[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458-459页。 (40)参见[美]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第507、507-508、509-510页。 (41)关于实验方法的本质，丹皮尔也有类似观点。参见[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10页。 (42)以往研究中，布洛赫的研究方法被不少学者称作“比较史学”(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3页)，不过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史学研究中“实验方法”可能更为准确。实际上，布洛赫本人就曾提到史学中的“实验”。(参见[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在某种意义上，史学实验甚至一度成为年鉴学派一致认同的理念和追求。参见《年鉴》编辑部：《我们在进行实验——再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90年第9期。 (43)参见[法]马克·布洛克著，齐建华译，罗旭校：《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145页。 (44)[法]马克·布洛克：《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3、104页。 (45)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6、188、189页。 (46)有关批评参见庞卓恒：《察同差异并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外国史学研究》，第187-189页。 (47)参见[法]马克·布洛克：《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法》，项观奇编：《历史比较研究法》，第103页。 (48)B.Croce,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Engel,Tranl.,1941),p.47.转引自[英]爱德华·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3-174页。 (49)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晁天义：《“拒斥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科学化》，《求是学刊》，2015年第6期。 (50)参见詹姆斯·哈维·鲁滨孙：《新史学》，第14-15页。 （本文刊于《史学集刊》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