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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古代中国，出于对官修史学种种弊端的不满，一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成为良史的标准，并对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修辞与真实的关系、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和价值中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进而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历史观念。近代以来，出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中国历史学家开始大量引入西方历史理论，以创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新史学，但同时也使中国史学处于与西方理论的紧张关系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形成以及改革开放时期理论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历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即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理论的混杂性、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及其在穿越不同历史文化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为中国历史学家吸收、借鉴西方理论，进而创建自己的史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关 键 词：中国史学/西方理论/新史学/唯物史观/理论的混杂性 作者简介：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与西方同道一样，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从其历史写作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关于历史学性质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撰述原则。这一产生于中国特定传统的历史理论，在近代中国建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而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从创建一种反传统的新史学，到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历史学家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这种理论上的焦虑感，让中国历史学家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急欲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释中国过去的模式。这一悖论的背后，是一种本土与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然而，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对思想、观念、知识甚至理论的研究都面临着所谓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①。历史学家不仅要了解理论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而且要了解理论的交换如何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发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所发生的变形。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再是与其诞生地不可分割的单一实体，而是在不同的空间中被加以改造的混合物。 一、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史学本质的探求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理论似乎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理想，虽然包含着考察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关系、探寻历史发展与变化之规律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更多地是以一种讲述人物的生平故事间杂评议的形式，阐发自己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认识。与司马迁一样，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大多秉持“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撰史传统②，很少去从特定的事例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尽管怀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但对理论并不热衷，其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过去知识的累积，大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么是讽喻现实以表达人文关怀，要么是针砭时政为君主提供统治良策。在西方学者看来，那种纯粹出于求知的兴趣，去考察历史之起源，理解历史之性质，进而为史学撰述这一独立存在提供洞见的“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很少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笔下出现③。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官修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编纂的主流，其中虽不乏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原则④，但它所体现出的国家意志以及史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曲笔，并不能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同时，国家对史书编纂的严格审查，也对史家选择材料、提出观点和进行评判形成了巨大干扰。所幸的是，私人修史的持续和勃兴，不仅对官方史学作了有益的补充，也让史学家得以摆脱体制束缚，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意志和自由的个体。这一颇类似于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史学主体私化”的过程，使得史学可以不再是一项公共事业，而成为史家个体之撰述⑤。这便为史学家去深入思考史学本身所面对的问题，提出一些独具创见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私人修史的兴盛恰恰出现在唐代官修史书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这无疑更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流弊。担任史官长达二十年的刘知幾，就抨击了集体修史的五大弊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收集材料和查阅档案时的诸多限制；人情世故的干扰，让史官难以如实直书；监修的管理不善以及他所设定的不同的撰史标准，使史官无从下笔；监修的不作为，导致史官无心展开工作⑥。 刘知幾辞去史职后，开始撰写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著作《史通》(成书于公元710年)。《史通》梳理了唐以前的史学发展脉络，对历朝历代的史书体例、编纂方法、史料选择以及叙事技巧，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⑦。实际上，刘知幾所提出的这些形式上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上⑧。既然官修史学已经无法赓续中国古代史学如实直书和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那么，刘知幾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历史世界中对之予以重建。刘知幾提出了成为“良史”的准则：“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实录是要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所谓直书则是“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⑨。“实录直书”表达了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的理想状态，即必须坚守客观主义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又必须持一种“疑古”的，即对古代历史和古代典籍提出质疑的批判精神。刘知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古代的三部经典《尚书》、《论语》和《春秋》。他对《尚书》、《论语》中所言及的古代帝王和圣贤的高尚品行提出了十点疑问，并逐一进行辩驳。他还对《春秋》中孔子任凭主观好恶，违背事实的十二处记载表示了疑惑，同时指出了后世对《春秋》的五处不合实际的赞誉⑩。刘知幾疑古和批判精神的背后，并不是否认或推翻关于古代历史的一切记述，而在于重建可信的历史。他相信，如果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做到中立和客观，对史料采取一种明辨真伪的态度，便可以探求到历史的真相。这种理想主义的史学实践原则最后被落实到理想的史学家身上。在刘知幾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和史识，亦即研究能力、广博的知识和判断能力(11)。刘知幾的这种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兼具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一种少有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与一千多年后兰克所提出的历史学家应当“如其本来面目”撰述历史是完全一致的(12)。 在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上，亦即在对史学本身作出理论思考方面，那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总是走得更远。北宋吴缜撰有《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主修的官方史书《新唐书》进行了全面纠错，共列出错误二十类，四百四十九条(13)。进而，吴缜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信史”标准：“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而对于如何撰写一部信史，吴缜提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名，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4)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错虽然走的是考据学的路数，但他提出的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却涉及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三个必备的条件中，事实对应的是客观性或真实性，褒贬对应的是价值判断，文采对应的是修辞。其中，客观性或真实性是撰史的根本，价值判断是目的，修辞是手段。在吴缜看来，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做到客观真实，其次要对过去的人和事作出应有的评判，这两点其实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两大优良传统的沿承。而将文采或修辞列为优秀历史著作的标准，在以往并不常见，应当是吴缜的一种创见。 吴缜认为，文采或修辞的使用不仅构成了一部好的史书的内在特质，也有益于一部好的史书的最终完成和传世。一部理想的史书，必然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过去的理解并感受所载之事的真实性。这样，修辞与真实之间便有了某种联系，也就是说，借助修辞，历史有了一种真实之美。但是在大多数史学家看来，修辞与历史事实总是对立的，过度的文饰往往会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吴缜没有进一步阐述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修辞所建构的历史事实”这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论断，但吴缜的这段文字却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西方，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试图建立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联系。卡洛·金斯伯格就认为，证据——被认为是通向历史真实性的关键——其实是修辞的内在组成部分，只不过这一曾经明显的事实被人遗忘了(15)。海登·怀特则宣称，比喻性的描述与拘泥于字义的论断一样，能够指涉真实的和可能的事件、结构和过程，只是它们的指涉模式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16)。因此，怀特呼吁，历史学应保持一种诗性的理解模式，与其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隐喻上的密切关系。当然，在诗性的洞见转变成理性的知识内容时，历史学家必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17)。 如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一样，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以私人身份修史的史学家，都强调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意识。这种论点在清代章学诚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六经皆史”(18)和“史德”。“六经皆史”把过去视为普遍真理的六部经书下降到史书的地位，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一方面打破了对经典解释的单义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历史解释的多义性和多元性。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史学家的主观性在历史编纂中的地位。这种对史学家主观性的强调在“史德”这一概念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在章学诚看来，“史德”要高于刘知幾所谓的“史才”、“史学”和“史识”，而“史德”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史学家应有的“心术”。心术有高下正邪之分，若达到一种理想的心术则需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19)。在这里，“天”可以被理解为史学家的天性或本性，“人”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不能控制的非理性和褊狭等特点(20)。 章学诚将“史德”或史学家的“心术”视为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的关键，并不是要排除史学家的客观性原则，他其实是要借助史学家的主观性来表达对乾嘉考据学机械的客观主义的不满，这种死气沉沉的客观主义限制了史学家对过去的独到理解。同时，章学诚也向我们展示了史学家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关系：在创造一个更高层次的知识场域中，史学家的与日常体验保持紧密联系的感性精神而不是其僵硬的客观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1)。当然，史学家的主观性是要受到约束的，它通过摒弃坏的心术和发扬好的心术得以完成，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成为一个史学家个人的道德问题。与之极为相似的是，在西方阐释学那里，历史客观性问题也转化为史学家的主观性问题和道德问题。正如保罗·利科所指出：“现在，客观性标志着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客观性的定义过去是‘逻辑上的’，现在则变成了‘伦理上的’。”(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