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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史学理论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指导理论，甚至唯一的理论。尽管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但在历史研究领域，这种源自西方的代表了普遍性的历史理论，却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1957年，范文澜针对尚钺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将中国古代历史比附西欧古代历史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这样，中国历史固然遗留着大量的材料，拿中国历史去凑西欧历史，事情却容易办了。说起办法来，我看，不外乎下列四种：(一)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作为“理论”的根据；(二)录取一些合用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根据，不合用的材料罢免不用；(三)给材料以片面的凭空的解释；(四)改造材料。(42) 范文澜对历史研究服务于理论现象的不满，在史学界并非个例，吴晗、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批判了“以论带史”的教条主义，主张“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43)。尽管史学家试图建立一种符合历史研究规律的史论关系，但在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中，理论的指导地位始终高于具体的史学实践。当时重要的史学成就，即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基本都是理论凌驾于历史研究实践的产物(44)。1966年至1976年，中国进入十年“文革”时期，史学完全沦为“斗争史学”和“影射史学”，那种立足于唯物史观范围之内的对理论的探讨也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开始反思过往历史研究的种种弊病，力图消除史学被政治严重扭曲的状况。那种简单地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矛盾归咎于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做法，并不能真正缓解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希望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使之更能适应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一些学者在强调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来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鉴于历史学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历史学应当有自己的专门理论(45)。另一些学者则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判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46)。还有一些学者看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正在下降，史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有着严重的理论缺陷。比如，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错误地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夸大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等等(47)。 上述种种理论反思表明，历史学家正在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避免对唯物史观作出单一的理解，同时探讨了将其他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于对之前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的厌倦和不满，历史学家试图扩大他们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结果是80年代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和90年代社会史的兴起。直到今天，社会文化史和经济社会史依然是史学研究的两个重点(48)。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微观史、历史人类学、环境史、记忆研究等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引入直接相关。这些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对唯物史观同样造成了巨大冲击。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引介，与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助西方理论创建新史学的情形十分类似，都是为了解决历史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总的说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史对中国的史学实践和历史学家的观念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早在1978年，张芝联教授就撰文对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及演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这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最早的引入(49)。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和总体史的强调，与唯物史观注重结构和将整个社会纳入历史研究中的主张不谋而合(50)。而年鉴学派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有助于中国史学家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一经引入，很快就被中国史学界接受和认同。 与之类似，现代化理论介入史学领域，同样存在一个与唯物史观相适应的问题，罗荣渠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将现代化视作一个全球性的历史变革过程，并将之纳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中(51)。在此基础上，罗荣渠教授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肯定了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消除了“五种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给史学家带来的困惑。“多线”强调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而能够兼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现代化理论也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书写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性质的理解随之发生了根本改观(52)。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始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1985年在北京大学宣讲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53)。但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明显滞后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1999年，罗志田教授就何伟亚(James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发表长篇书评，对该书的后现代史学取向和方法作出了评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54)。2000年，王晴佳和古伟瀛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它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更为详实细致的分析(55)。之后，随着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著作的翻译，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后现代主义由于反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史学界围绕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与上述三种历史研究取向在西方出现多年后才进入中国不同的是，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几乎与西方同步，并没有一种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所谓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时间滞差”(time lag)(56)。2004年底，首都师范大学便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2008年，该中心的刊物《全球史评论》(刘新成主编)创刊，与2006年创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仅相隔两年(57)。全球史对于中国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偏重国别史的局面，并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58)。另一方面，它所主张的文明互动的视角，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整体史观(59)。此外，从现实层面来看，全球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日渐崛起的大国意识(60)。 无论是年鉴学派早期的整体史观及后来所侧重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还是现代化理论所引起的关于史学范式转移的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全球史所带来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代史学的面貌，而且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历史学的性质、寻找史学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进而构建新的史学理论的重要基础(61)。不可否认，中国的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去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中，曾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西方理论。但是，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和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引入和接受西方理论的结果，似乎让后者以一种反客为主的姿态，主导了中国历史学家认知过去的模式。正如柯文所指出：“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历史时，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62)马克垚先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63)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经过西方理论编码的历史思维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很难再提出像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和王国维的将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考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这样独具特色的历史研究理论。而理论创造性的缺失，以及面对西方理论的暧昧态度，也让中国历史学家不像南亚和拉美的历史学家那样，能够用西方理论来有效地反击西方理论(64)。如何在西方理论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探索一条结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之路，是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是对西方理论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价值和意义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中发掘某些理论因素，使之与西方理论达致一种有效的平衡，抑或回归中国传统的治史理路，彻底抛弃西方理论？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理论视作一种无涉价值的具有科学特性的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暗含的种族和文化限度。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则预设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观念上潜在对立。至于无视西方理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更像是一种偏执的非理性行为。这里，将“混杂性”概念引入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史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理论的“混杂性”强调了理论的跨文化维度，它既看到了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其作出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中，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也完全内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戈蒂埃在谈及人类学与西方的关系时说，人类学是西方的产物，但却在从根本上摆脱了西方的思路后才成为一门科学(65)。与之类似，西方理论也不必然与其诞生地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思想和观念从来都被认为是独立于它们的起源地的(66)。理论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以及它在穿越不同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67)。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借鉴和超越西方理论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之中(68)。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从西方理论中获益良多，今后也仍将从中继续受益，但当下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对史学发展作出自己理论贡献的时候了，他们应当为此行动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