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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英国人，我们难免会勾勒出如下肖像：淡漠、克制而内敛，极少流露感情，纵然山盟海誓，也面无表情；就算生离死别，不过一声珍重、一眼顾盼——所有最深刻的情感，都压抑在最隐秘的内心，而这一份坚忍，曾是英国人最引以自傲、也最为人知的国民气质。可是，近年来的大不列颠，却俨然与这种传统渐行渐远：从1990年世界杯球场上泪流满面的保罗·加斯科因，到戴安娜王妃葬礼上悲痛欲绝的民众，哭泣早已是英国公众镜头里不再引人惊诧的景象，《英国达人秀》这样泪点横飞的电视节目，更是高居收视率的榜首，英国广播公司（BBC）甚至出品了名为《绷紧上唇：不列颠的情感史》（Stiff Upper Lip:An Emotional History of Britain）的纪录片，以期更正外人对自己已然过时的刻板印象。 英国人的哭泣史 “绷紧上唇”这句习语，虽然起源于美国，但无疑却是对英国人最生动、最专属的描述。一个人惊恐或悲痛时，最先出现的微表情，往往是嘴唇的抖动，由于蓄须的关系，上唇的抖动尤为明显，费力保持上唇不动，则是对情感强力的压抑。而随着“绷紧上唇”成为陈迹，“哭泣的复兴”就成了对英伦现状的时新描述，称之为“复兴”，因为往日的不列颠人显然并不那么谨守情感，16世纪著名哲学家伊拉斯谟就曾抱怨：“无论走到哪，（英国人）除了亲来亲去，就没有别的。”这样的描述，也许英国人自己都会难以置信：曾经如此多愁善感、如今同样泪腺发达的不列颠人，是如何成了泪不轻弹的代名词？而从古至今，大不列颠人的情感表达，又如何见证了民族心理的微妙变迁？ 这种背景下，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的新作《哭泣的大不列颠：一个国家的泪水肖像》（Weeping Britannia: Portrait of a Nation in Tears）称得上正合时宜。它追述了600年来英国的哭泣史，探讨六个世纪以来英国人对哭泣的态度与观念的转变，20个短章（狄克逊称之为“二十滴历史的泪珠”）涵盖了英国历史上诸多影响深远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达尔文、丘吉尔、撒切尔夫人，更通过绘画、小说、音乐、电影等各种表达媒介，构建出一幅广泛的情感史画卷，在全新的视角中，探索一个“不露情感”民族的情感密码。 通过泪水洞察内心 哭泣是什么？这是一个难有定论的问题。美国的一项研究指出，哭泣的原因多达307种，关于哭泣的理论，从中世纪的神感说到弗洛伊德学派的“排泄压力说”，更是数不胜数。狄克逊自己也承认，他仍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哭泣”。不过，这并非狄克逊研究的主题，他所关注的是泪水所承载的情感内涵。泪水的意义在于其普遍性，它是何时何地都存在的理想参数，但问题在于，泪水并非一种一成不变的言语：若干世纪之前的人们，哭泣的理由、方式与缘由，并不一定与我们相同。这种差异，会带来困惑和沮丧，但同样，也许是一个良机，可以开拓一条洞察过去生活、信仰与民族心理的崭新路径。 狄克逊指出：大不列颠“悲喜不露”的民族特征，其实只是某段特定历史的特征，却谜样地成为超越时间的国民性表达。实际上，大不列颠的历史，要比“绷紧上唇”的印象充沛许多，也更丰富有趣。这段哭泣的历史，始于中世纪晚期，心感神赐时的“喜极而泣”成为彼时情感的中心叙事，例如著名圣徒玛格芮·坎普（Margery Kempe），她的经历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苦情故事，那些滚滚热泪更是其虔诚的证明。而这种与神祇的情感交流，更代表了人与宗教关系的改变：从对上帝苦行僧式的修行景仰，转变为将自身情感、行为、对身体的理解，与信仰体验紧密结合，而这“泪水的改革”的实质，便是横扫欧洲大陆的宗教改革。 在“感性的狂热”一章中，狄克逊遍览了1740—1780年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力图描绘最极致的世俗情感，并希望读者回应以宽容与理解，而范妮·伯尼等人的“感伤小说”，更是将这种描摹情感的手法发展到了极致。不过，即使在简·奥斯汀这样理性气息浓厚的作家笔下，情感丰富也并非一种缺点，相反，它是高雅涵养的体现。“在18世纪，观看戏剧时落泪是被普遍允许和接受的”，因情感体验的共鸣而萌生爱意，更是小说家乐此不疲的桥段。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泪水盈眶的多愁善感，是没有男女之别的，而这“已经是若干世纪的标准”，只有到了18世纪晚期，这种泪水才成了具有“女子气息的”（feminine）特征。“女性被描绘成柔弱的情感主义者，为死去的小鸟悲啼，对政治一无所知，这也成了她们被排除在政治与文化之外的绝佳理由。”将女性的泪水作为其软弱的标志，是男权社会长久以来的观点。不过，狄克逊指出，只有在1789年之后，这一观点才变得更为流行，哭泣在大不列颠才开始被定义为“女性的、外国人的行为”。女人特质的界定，意在与政治事务的绝缘，而“外国人”的厘清，更与那场震惊欧洲的大革命密不可分：巴黎街垒上的群情激荡，以及其天翻地覆的结果，显然把近邻英国人吓得不轻。这种话语偏好的转向，自有其意识形态层面的深远意涵，对哭泣行为（情感表达）的态度的划清，其实反映出的是政治选择与民族团结的维护，而身份认同的另一种结果，就是对“非我”的隔绝与排斥。从这个角度看，大不列颠排外与孤绝的政治传统，似乎就更易于理解了。 这种“情感排外”继续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期，泪水也被赋予了种族与阶级的属性，成了民族优劣与社会等级的指向标。泪水不轻弹的英国人，自有诸多感情泛滥的比照对象：最常见（也是最受欢迎）的例子，也许是“动辄哭天抹泪”的爱尔兰人，“可是，”狄克逊自嘲道，“英国人却一厢情愿地忘记了：那几个世纪里，爱尔兰人所经历的苦难，要比我们多得多。”狄克逊对此的论述客观而清醒，他指出，这些情感脆弱的“未开化民族”的观念，加剧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更为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难辞其咎的言论依据。不仅如此，泪水所象征的歧视，同样界定了英国国内的阶级区分。曾有社论这样写道，在剧场里，“想令边座和底层的观众潸然泪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小隔间和包厢里的嘉宾，却不那么容易取悦”。唏嘘泪下的普通观众与富裕而克制的包厢贵宾之间，泪水就这样成了阶级与阶层的分野，英国上层“绷紧上唇”的自我定性，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 英国情感表达的转变 1870—1945年，则是名副其实的“绷紧上唇”时代。在公开场合流泪，会被鄙视为“情感失禁”，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则被告知，如果有想哭的冲动，那么“快喝杯牛奶”；“坚忍”一词，更是频繁出现于丘吉尔的战时演讲以及他的回忆录中。这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却成为了大不列颠的民族定义，其中的原因也许在于，“绷紧上唇”所代表的正是大不列颠最鼎盛时代对隐忍情感传统的坚守，是一种“集体的怀旧”，找寻日不落帝国曾经承载的荣光与优越感。二战之后，虽有众多新浪潮的冲击，英伦的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依旧不愿舍弃维多利亚时代的优雅风尚，报道戴安娜王妃的葬礼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公众情感表达的转折性事件。不过，时至今日的大不列颠，显然已接受了这种情感表达的转变，是终于坦然接受了自己光辉不再的命运，还是在国家与民族被双重削弱的当代社会，英国人不再以国家气质作为自身归属的指向，而将个体的自我表达作为社会生活的首要？ 《哭泣的大不列颠》有趣而博学，而它新颖独到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式，同样反映了全新的研究趋向。最近几年，情感史和感受史日益受到关注，它借鉴心理学、神经学和哲学的研究路径，往昔的个体生活和感受成为探索的问题核心。历史的意义，不再只是对过往事件的记录，而是尝试体验往日的个体感受；而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也试图对国家、民族进行个体化与人格化的考量。这种国家与个体的双重解构与建构，是否可以成为突破学科藩篱的一种赋予启发性的尝试？ （作者单位：鞍山市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