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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实际上，国关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解释现实，而国关现实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因此，即使一些很成熟的理论，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碰到不能解释的新情况。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在观察中发现事实的新趋势、新属性，发现新的变量关系，然后基于新发现对照原有理论，并进而阐释出新的理论命题。 中国国关理论研究现状，可以概括为三种模式或研究路径。 第一种是基于西方的主要范式，进行理论和概念的梳理、演绎。这类研究会关注国际学界的理论进展和主要争论，通过综述和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研究如果能够在演绎中提出新命题，或者把这种理论演绎与对现实问题的解释结合起来，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不过，由于这是一种基于国际学界的比较成熟理论的跟进式研究，因此尽管阐述的东西对国内学界来说可能是新的，但用国际标准来衡量则很难说有实质性的创新。这种研究模式从总体上讲具有引进介绍国外新理论的意义，但不能构成发展“中国学派”的逻辑起点。 第二种是阐释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寻求新的理论渊源。这种研究的主要做法是基于现代的国际关系视角，诠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相关学说，通过古今比较或中西比较，寻求现代启示。与这种研究路径相近，也有一些学者是用现代的国际关系概念对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史进行研究，例如汉朝、宋朝的对外关系。进行这样的研究，具有开发中国古代思想宝库的意义，但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中国古代的“国际体系”即天下体系是一种体现等级制的有政府状态而不是无政府状态，不存在主权国家间关系，与今天的现实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有不同的语境与前提，不可能有超越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对于中国的国关学界来说，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观念，真正的价值在于解释中国的战略文化。事实上，中国当代的对外关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只有基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对外政策行为。 第三种是基于符合国际水准的严谨方法进行研究，包括观察事实，发现因果关系、相关关系，进而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也包括诠释文本，提出能为国际学界所接受的新理论概念。这种研究是最难的一种研究。中国学者很少能在国际主流期刊发文就表明了这一点。目前国内的国关研究，应该说在这一方面有进展，例如采用科学方法的论文在增多，定量研究有上升趋势，但真正做得较好的、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研究还很少。我觉得这种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按照国际规范提高中国学科水平的努力。 以上这三种研究模式，不论是基于国际学界已有的知识、中国古代的知识还是国关学界的严谨方法，从创新的角度讲，都需要在研究中创造出新知识。由于进行纯学术研究只有基于严谨的学科方法才谈得上创新，因此比较而言，第三种模式具有更好的创新基础。不过，仅仅在方法上讲究是不够的，因为方法只是创造知识的工具，要真正实现创新，中国的国关学者还必须有思想。 与方法的不足相比，我觉得中国国关研究的更大问题是缺乏思想。前些年常听到人们批评中国学界缺乏问题意识，包括一些国外学者批评中国学者的文章是有标题没问题。其实，中国学界更缺的是问题的答案。现在的论文多数能提出问题，但有很多读后却找不到有创意的答案，这是缺乏思想的表现。研究者特别是学生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老是习惯于从经典中找思路。经典可以给人启示，可指引研究方向，但如果只是关注经典，是不可能产生自己的思想的。中国学派的生成，关键是中国当下的学者要对当下的重大国际问题说出自己的话。中国的国关思想从哪里来？或者说“中国学派”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我觉得不可能是西方的国关理论，也不可能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因为从这些思想中很难产生有自己的版权的东西。“中国学派”可以借鉴这些思想，但逻辑起点一定是当代的现实。只有对当代现实做出有新意的解释，才能形成有别于前人的思想。 在现实中发现问题，提出观点，就要会观察。不会观察事实，或者说不习惯于观察事实，我觉得这是中国国关理论界一大问题。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国关学界的对策研究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但这种研究通常不涉及理论，而做理论研究的人则往往只注重文本分析，很少基于事实观察进行理论演绎。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关学界运用实证方法比较薄弱的原因。实际上，国关理论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解释现实，而国关现实的一大特点就是在不断变化与发展，因此，即使一些很成熟的理论，随着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碰到不能解释的新情况。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者需要不断地在观察中发现事实的新趋势、新属性，发现新的变量关系，然后基于新发现对照原有理论，并进而阐释出新的理论命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