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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淑品 摘要：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妄图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全民”的党、“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改良党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她认为伯恩施坦这种以改良主义为指导，以议会斗争为手段，只着眼于运动，不顾其目的合法的、松散的、手工作坊式的资产阶级改良党的主张，是不适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她根据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分析和阐述了适合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政党理论。探讨卢森堡和伯恩施坦在建党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对加强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 关 键 词：无产阶级政党；策略原则；认识与批评；意义 作者简介：贾淑品，（1975-）女，汉族，安徽砀山人，博士，淮南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伯恩施坦对无产阶级政党及策略原则的认识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5年，随着两党的合并，社会民主党的势力不断壮大，在议会选举中的票数也节节上升，选举和议会讲坛的作用随之得到越来越高的评价。由于社会民主党在改良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就，改良主义思潮开始在党内滋生蔓延。 伯恩施坦作为改良主义在理论上的突出代表人物，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否定革命、主张改良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原则，其出发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变成一个满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改良的政党”。[1] P606伯恩施坦认为党的革命理论与改良实践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党应该“追求理论和实际、言语和行动的一致”。为此，他试图通过修改革命理论来使党能够追求理论和实践，言语和行动的一致，并把原来主张进行暴力革命的党，改变为接受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在体制内推进社会改良的党。这就是伯恩施坦试图建立的 “改良党”。伯恩施坦认为事实已经证明: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与马克思的预言并不完全相符，资本主义不是要崩溃，而是具有了更大的“适应能力”，所以关于资本主义将因经济危机而崩溃的期望找不到现实依据。因此他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能对“灾变”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抱有期望，相反，它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2] P203 伯恩施坦第一次以系统的理论形式提出了把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改良政党的要求。 （一）社会民主党的本来面目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的党，是“人民党” 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伯恩施坦同赫希伯格、施拉姆三人共同提出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就提出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帜，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都可以参加的改良主义的“全民党”。在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去世之后，他认为这一目的就得以实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就是试图根据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特殊情况，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和根本性质。文章认为，社会民主党应该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 “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即“全民的党”。为此，党必须把“在有教育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拥护者”，“争取”到党内来。伯恩施坦为了维护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倡导“全民党”思想，他还认为，不应该把那些，虽然现在还不十分积极地追随党，但只要承认党的原则的人，留在党外。“它（指社会民主党---编者注）不只是接受工人为党员这种意义上的工人党，谁只要承认并捍卫党的原则，也就是说，谁只要采取创造的劳动反对剥削占有的斗争的立场来对待经济政治问题，谁就可以参加它的队伍。”[3】P443这段话明确地表明伯恩施坦认为只要承认和捍卫党的原则，不要管他是工人还是其它资产阶级等都可以参加到党内来。这就是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全民党”思想，伯恩施坦还提出“社会民主党是应当基本上保持为工人阶级的党，还是应当力求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党。”这些思想实际上都是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在政党方面的反映。 （二）社会民主党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的党、和平的党、民族的党 在伯恩施坦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不会突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逐步地一点一滴地慢慢实现，所以，社会民主党不能对灾变的发生和资本主义崩溃满怀希望，而应该立足实际，从眼前的现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那就是必须放弃过时的革命口号，党更关心的应当是当前的实际事务而不是世界观的问题，党致力于现实的改良运动比预想未来更为重要。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将自己定位为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他指出“只要工人阶级精神抖擞地追求眼前的目的，那末他是否为自己确定了描绘好的最终目的毕竟是次要的。”[4] P287 伯恩施坦为了全面推行其改良主义的政党路线，极力篡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理论，从而试图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它蜕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为此，伯恩施坦首先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极力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和和平的党”，“已经成为人民的党，它的任务已经不是去完成革命和摧毁现代国家，而是用社会主义去‘渗透’现代国家”。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热衷于一场反对整个非无产界的暴力革命”。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应热衷于实行暴力革命，不应该也不要以太高的要求吓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不会同样威胁市民阶级的所有构成要素，也绝不会威胁任何个人。党根本不热衷于对无产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实行暴力革命。”“请人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以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2] P376，“社会民主党，正如它的名字所已经表明的，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是一个争取今天被称之为国家那一公共组织具有民主制度的政党”[5] P19既然，这样这个党应当如它的名字所表明那样，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服务于国家这一公共组织。实际上从伯恩施坦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伯恩施坦只看到了国家的管理职能，而没有看到国家阶级统治的职能。这实际上也是为他推行合法改良的政策添砖加瓦。他给社会民主党提出的任务是“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自信地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一套词句并且‘愿意按它今天实际上的样子来表现自己’为‘一个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么，它的影响将会大得多。”[3]P512伯恩施坦还认为，党内掀起的反对他的风暴主要是因这最后一句话而大为加强的。并指出“人们宁可原谅我的全部异端思想，也不愿意原谅这句话。”[3]P512伯恩施坦千方百计想把社会民主党改变成资产阶级改良党。他认为，只要社会民主党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就可以使资产阶级的恐惧心情更早地消失，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可以畅通无阻地实现。 为了进一步宣扬他的改良政党理论，伯恩施坦竭尽全力搜集了一整套颇为完整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此政治要求辩护。他不仅否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还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称“最终目的”从概念本身就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与此同时他还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阶级斗争理论等等。由此可见，要求从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主义，就免不了会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坚决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 伯恩施坦不仅仅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改良党，而且他还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而变成一个“保卫德国利益”的社会沙文主义的“民族的政党”。 “社会民主党，作为劳动者阶级的党及和平的党派，是否关心国防力的保持呢？”[3]P290 “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维持它的势力，就会像英国革命时的独立党或法国革命时的雅各宾派那样，成为民族的政党。就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必须表明自己担负得起同样坚决地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以此来加强它作为领导政党或领导阶级的能力。”[3]P291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还大言不惭地要求社会民主党支持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他叫嚷《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工人没有祖国”的话已经过时，并宣称，“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遥远，看来是隶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他说，党应当感激这些殖民事业带来的好处。他竟然宣称，德国派兵夺取中国的胶州湾“对德国人民有很大利害关系”，为了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社会民主党就理应“对此表示赞同”，这就是伯恩施坦厚颜无耻所宣称的“民族政党”理论。“社会民主党显然是一个和平的党，如果它拒绝同时充任和平各国人民信任的维护者的话，它就将会背弃它的最首要的使命之一。”[6]P250 第二国际时期,欧洲工会组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伯恩施坦深受英国工联主义思想的影响，一向推崇组织松散,纪律松懈,行动盲目的工会，工会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经济斗争(包括议会斗争)的范围,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立起来。伯恩施坦指出，政党是工人阶级为了改进自身的处境而成立的组织，也应该向工会那样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为此，伯恩施坦主张党应该进行纯经济的斗争，而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它（指民主-----编者注）加强工人的政党组织、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经济斗争而成立的组织……”[7] 在当时,伯恩施坦反对总罢工而支持议会活动,也是基于此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毫无理由用自己的切身利益去孤注一掷。相反,工人阶级有义务进行实践表明卓有成效的活动。” [8] P42这就是要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为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 二、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的认识与批评 卢森堡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系统批判了伯恩施坦妄图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为一个以改良主义为指导，以议会斗争为手段，只着眼于运动，不顾其目的合法的、松散的、手工作坊式的资产阶级改良党的主张。并提出了自己的建党思想，提出了要把党内集中和党内民主有机结合的“自我集中制”理论。 （一）伯恩施坦妄图“把党反复训练成服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马，并且要它耐着性子套在资产阶级剥削者的破车上” 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反修名著中，在一次次代表大会上，义正词严地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特别是关于“最终目的与运动”的论述，从这些批判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卢森堡是坚定地反对伯恩施坦关于改良政党的理论的，她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只满足于日常改良工作，若无产阶级政党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不进行政治斗争，就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不是人民党。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要善于处理暂时利益与最终目的、改良与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党应该承认一切斗争手段，善于把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和斗争方法结合起来。 在卢森堡等一批革命家的推动下,德国社会民主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通过了指名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明确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欲把党从革命政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意图,这一决议成为第二国际1904年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通过的《社会党政策的国际准则》的决议的基础。1906年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中批判了伯恩施坦分子，“党和工会”权利平等的理论，她指出，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平行地行动和“权利平等”的理论倒不全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种理论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平静的“正常”时期的一种幻想，卢森堡认为不管是议会斗争还是工会斗争，都是伯恩施坦分子推行的政治改良与经济改良的手段，都是为伯恩施坦改良政党理论服务的，而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似乎溶化在议会斗争中了。殊不知与工会斗争相对应并加以补充的议会斗争和前者一样，也无非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土壤上进行的一种斗争。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9] P96-97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假使社会民主党愿意接受关于工会同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它也就间接地默认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早已追求的那种转变。”[9] P98 （二）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党思想，提出实行党内民主的“自我集中制”理论 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必须对每一个愿意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人敞开大门，不管他这种意愿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理论基础上面，是唯物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的，基督教的，还是什么别的，承认不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应当作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一个先决条件。对此，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应当遵循的理论基础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科学的、因而也是最正确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了彻底解放而进行战斗的先锋队，因此它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有高度的觉悟、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卢森堡在《党的纪律》中谈到：“任何以好些个人的协作为基础的团体、任何这样的较大的集体都需要纪律，也就是需要个人服从，舍此就不能合作。没有纪律，工厂就不能生产，学校就不能上课，军队和国家就不可能存在。”[9] P364在这里卢森堡明确指出了纪律对于党的重要性，是对伯恩施坦把社会民主党建成一个松散的党思想的一种反击和抵制，与此同时，她还指出，实际上，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基础的纪律与工厂或军队的纪律在本质上和根源上是截然相反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工业的纪律建立在外部强制的基础上，而社会民主党的纪律建立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前者为少数人对人民群众的专制服务，后者则为民主服务，也就是为同个人相对的有觉悟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服务。社会民主主义意义上的纪律与资产阶级军队的纪律根本不同。后者是以士兵群众漫不经心、毫无主见地屈从上级的命令——它所表达的是异己的意志——为基础的。但“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只能意味着每个个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思想。因此，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必须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关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9] P310在此，卢森堡指出，虽然社会民主党必须建立一个“集中”的党，而不是松散的党，但“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10] P504卢森堡关于“自我集中制”的提法，既说明了社会民主党集中制的主体，也说明了实行这种“集中制”的动力是“正在进行斗争的先锋队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思想蕴含着对党的组织原则，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丰富论述与深入地思考。她既强调党内必须实行充分的民主，但这种民主又不同于伯恩施坦所谓的纯粹的民主，而是与集中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民主，卢森堡自我集中制思想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绝对自由”、“绝对民主”。它是一种“强制性的综合”,就是说卢森堡虽然强调党内民主，但她强调的党内民主并不是无原则的民主，而是民主与专政，与集中相统一的民主。但以伯恩施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却主张把社会民主党改建成改良主义的党、人道主义的党，反对民主集中制，认为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在物质上支持党的人都可以自己宣布为党的一员，罢工中的每个工人都有自行“列名”入党的权利。 除此以外，卢森堡还对伯恩施坦否定党的领导作用，污蔑群众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她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正确理解党的领导作用。 三、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的思想认识与批评的意义 （一）有利于认识到伯恩施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全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 首先，卢森堡对伯恩施坦政党观的认识与批评，使我们能充分认识到伯恩施坦政党理论的局限性，正确认识全民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区别。 伯恩施坦的政党理论是为他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改良理论服务的，他的政党理论通篇充斥了基督教的“仁爱”精神，这实际上是他为了追求在合法斗争中取得多数人的支持的需要，才鼓吹建立“全民党”。其思想也渊源于他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即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伦理和道德问题”。伯恩施坦要把党建成“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鼓吹不论何种人都可以加入党内来。这样的政党思想容忍思想、组织不纯的加入党组织，给工人贵族、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分子敞开了大门，这也导致党内派别林立、组织涣散、纪律松驰。 从理论上讲，“全民党”是不会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认为，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如果有政党，就谈不上是全民的，因为政党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集中代表；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因为没有阶级了，也就不需要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政党了。所以“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伯恩施坦的“全民党”理论更像是一种基督教教义的善良愿望。所有标榜“全民党”的政党，都早就是、或者很快就变成资产阶级政党。1959年，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中率先声称:“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此后，其他社民党“纷纷效尤，以致‘全民党’成了更加贴切的概括社会党特征的词汇”。 从政党属性来看，全民党的理论不符合政党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告诉我们，政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阶级基础之上，反映一定阶级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以实现其阶级经济和政治理想为奋斗目标的，因而都是阶级的政党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政党就一定是阶级的政党。 从实践上讲，当代所有宣布自己是“全民党”的政党，统统是资产阶级政党。西欧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早就是如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强调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自己的政党即共产党。这个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它同无产阶级其他组织的区别在于：“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1] P285这个政党应该是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有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它应该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应“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充当资本主义病床前的医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全民党”的思想。当伯恩施坦提出要把德国党由片面的工人政党改变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时，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9月专门为此发了一封《通告信》，在《通告信》中他们对“全民党”的思想给予了批判，认为建立“全面的党”势必会使党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会使德国党由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充斥的大杂烩。马克思、恩格斯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伯恩施坦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党应该有鲜明地阶级性，或者他本身就想把党建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充斥的大杂烩。伯恩施坦分子在党的性质上的这种转变和重新定位，主要是为了适应普选制和议会民主的需要，党的身份的跨阶级模糊性，有利于伯恩施坦分子正确到多数议员的支持，争取到较多的选票。如果确实是为了实现全民的某些共同利益，转而以全民党代替阶级党，也是无可厚非，有情可原的。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想做到“全民党”，而完全放弃自己的“阶级身份”就必然使自己失去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则不会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和支持。伯恩施坦故作天真地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这在当时资产阶级专制的德国又怎么可能呢？ (二)是正确认识党员成份与党的性质的前提 卢森堡所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形成、发展和觉醒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得以建立的根本条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基础。但这并不等于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只能在工人阶级中而不能在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中吸收党员，更不等于说只有工人党员才能保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而吸收其他阶级或阶层的分子人党就会导致党的性质发生变化而成为丧失阶级性和先进性的“全民党”。因为，“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2] P168主要问题在于伯恩施坦所要建立的“全民党”，在党的性质上，公开否定党的阶级属性，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全人类的利益”，是“容纳一切人的党”，不再坚持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的理论和纲领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所要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伯恩施坦所要建立党员成分庞杂的“全民党”，不但否认党的阶级属性，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势必不利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而此理论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伯恩施坦“三人团”提出此思想时，曾经严厉地批判了他们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企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才能在解放全人类的同时解放自己。社会民主党把工人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修正，这一修正使工人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的全民党，使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异化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物。”[13] P302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是种绝对不相容的事情”，这种人“应该退出党，或者至少要辞去他们所占的职位。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末也就是承认打算利用自己的正式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党要是把他们留在正式职位上，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11] P480 （三）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依据本国的条件，正确制定党的政治策略、选择合适的策略形式，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和变换 政治策略是保证政治战略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策略来一步一步地完成。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包括一些所谓“理论权威”，都未能运用科学理论去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不理解在当时的德国专制条件下以及后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不适合选择改良主义的以议会斗争为主的合法斗争策略，他们不懂得斗争策略的选择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和本国的具体条件，因而被动、盲目地被机会主义牵着鼻子走。通过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原则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我们知道了，任何国家的政党都应该根据本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不同国际环境选择适合本国的政治策略，而不应该惰性十足地固守合法斗争的策略，从而为阶级调和和纯合法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开了方便之门。 （四）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应该说，卢森堡不仅较早地察觉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的“宽容”机会主义理论思潮的倾向，而且还清楚地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内理论建设的重要件和迫切性。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由于受伯恩施坦政党观的影响，曾经确认党与工会平权的原则，而且赋予议会党团诸多特权，使其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甚至在实际行动中还有意抬高一些合法组织在党内的地位。这就大大地降低和削弱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最终导致党本身也蜕变为改良主义组织。这也是第二国际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卢森堡在《党、群众与工会》这篇文章中批评了“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思想。她指出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不单是理论上的误解，也不单纯是本末倒置，而是伯恩施坦分子想把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一个改良的政党。但是卢森堡这个有益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导致社会民主党蜕化为一个改良主义组织，因而这个沉痛教训也告诫国际共运的后来者们:在无产阶级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前，无论何时，都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张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方式和领导作风，保持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在组织上的纯洁性，在行动上的统一步伐，从而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处境，重温这一历史教益，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的全民党理论相比较，无产阶级政党也强调党的群众性和开放性，强调扩大党的社会基础、强调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学说建立起来的党，一贯坚持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以群众性、开放性、民族性来排斥和否定党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政党在指导思想、阶级基础、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等的重要问题上与它们存在根本区别。从思想体系来说，无产阶级政党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阶级属性来说，无产阶级政党本质上是工人阶级政党；从政治目标来说，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因而，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参考文献： [1]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 [M].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 [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资料室编，伯恩施坦言论 [M].北京：三联书店1966年版。 [3]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著：伯恩施坦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4]转引自彭树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施坦 [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5] 转引自伯恩施坦：民主原则及其应用[J].新时代,第十五卷第一册第一期,1896年。 [6]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和帝国主义[J].社会主义月刊第5期,1900年。 [7]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 [M]. [8]转引自[法]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9] 卢森堡文选(下卷)[M].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 卢森堡文选(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1995年版。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M].1955年版。 责任编辑：张广照孔建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