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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是历史研究的中心问题 如德里克所言，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影响，体现在历史主体的变化上，在研究中，研究者将社会置于中心位置，尤其重视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陈翰笙关切的是中国社会的前途，中国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不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解决，更是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问题的解决。陈翰笙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他在西方学术界强调对中国进行客观的认识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欧洲亦然，陈翰笙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具有前瞻性，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年，英国经济史学家陶尼(28)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上为陈翰笙的著作《华南农业问题》撰写了书评，(29)称陈翰笙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有价值而且资料翔实，对陈翰笙通过对广东省农村的实地调查而写出的著作予以肯定。他对陈翰笙描写的广东农村状况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且讨论了陈翰笙提出的观点，即任何局部的、有限的改进措施都已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能解决问题。陶尼对陈翰笙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持肯定态度。 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社会中诸种关系的重要方面，陈翰笙认为，在战时的中国“政治重于经济，所以民族独立以求政治上的解决，其迫切性更甚于阶级斗争，博取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政治独立先于经济自由，民族解放更急切于产业发展”。(30)政治对于经济的优先性，并不妨碍对政治进行经济性的解读，他分析了执政者所代表的经济利益集团，以更清楚地认识其所推行政策的实质。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才能改善民生。“民生问题决不是单纯的增加生产问题，因为如果要增加生产，必需先调整生产关系”。(31) 在土豪劣绅掌握政权的地方，生产无从增加。“政治的清明更先于经济的改善”。(32)在战时的中国，只有改善了生产关系，才能增加生产。当生产关系已经有相当的改善后，就要追求生产上的配合。在社会内部，政治和经济诸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要将中国发展成一个工业化社会，不能就工业问题谈工业，而要注意全面的平衡和发展，即制度的设计、手工工场的发展、农业的进步、教育的改进等，工业的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社会问题。 陈翰笙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展望即是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系列相互呼应的制度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全国性民主政府的确立、合作组织的发展和生产技术改进的加快，这些因素将促进工业化的实现，工业化将解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最终，中国将完成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进步的过程。陈翰笙的这种历史认识有两个基础：对世界局势的分析和对西方工业化国家历史的了解。他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抽象出几个因素，包括民主化、工业化、合作化等。中国社会的发展也是朝这些方向发展的。 在封建制度下的农村，因为是自给自足式的经济，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但生活毕竟有保障而且很稳定。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情形就大大不同了。一方面要忍受封建地主的盘剥，另一方面又逃不了资本主义剥削。换句话说，现在农民的经济地位，还不如在封建制度下的经济地位。(33)对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定位，有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即陈翰笙所言的横向为社会，纵向为历史，他没有轻视任何一个维度。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一个转化的进程，是动态的。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革命的目标是追求民主，民主是推动革命成功的动力。“农民暴动的目的不在乎创立民主，因此农民自身的组织也只是摹仿传统的专制。没有进步的民主精神。”未将追求民主设定为革命的目标，是以往中国农民运动的重大局限，“正因为不讲究民权，不拥护民主，所以这些农民或士大夫的组织，在表面似乎严密，实际却很散漫，基础也不会广大”。(34)“要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非凭借着革命的政党和各革命政党的大集团不可”。“抗战以后，从沦陷区和游击区的经验，从民众势力能够组织自卫和御敌的经验，更加证明革命的力量不是由上而下，乃是由下而上的”。他对革命寄予厚望，认为它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国民革命的目的，从抗战建国四字可以正确的推论出来。简言之，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近代化的，真正民主的中央政府。外以抵御列强的侵略，内以发展产业而安定民生。”(35)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翰笙更迫切地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社会的到来。“在农民通过自己的集体力量挣脱了日本统治的地区，组织起了地方民主政府，所有的重要官员都是由普通成年人投票选举出来的。从乡到区的地方政府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其政策也只能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由于抗战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非有国家、地区或社会的共同防卫，防御是不会有效的。但是，共同防卫意味着共同负责，要求有共同的权力和利益，因而一场民族自卫战争自然而然的会诞生出现代民主。”(36) 对于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陈翰笙认为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民族主义对于民主社会的推动作用，第二是合作运动对于中国社会的作用。他指出，民族主义和民主是一对双胞胎，“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要维护他们最优秀的文化，要维护使人民自身得到进步的自由，民主则意味着共同的义务和权力”。(37)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和民主都是同殖民主义不相容的，中国被残酷侵略的过程，同时也是从中国社会内部成长出民族主义的过程，也是确立一种民主制度的过程。“真正的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自卫，只针对着侵略——帝国主义的特征。民族主义要求共同防卫，因而要有共同的责任，要有民主。也因此，一个受到外部威胁的民族倾向于更高度的民主，而同时它的行政机构要更有效和更集中”。(38)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民主的制度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是以民主的制度为前提的，“在现代民主政策之下，如中国农民的处境长期所要求的，土地关系必然要从旧的封建制度向更有生产力的更合理的组织转变。”“补救过去合作运动的缺陷，方才可以推进合理的农贷，而增加农村中农工两方面的生产。可是，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制度做保障，目前合作事业的各种缺陷就无从补救。农村中民主制度的实现，又在于积极改善农村机构。质言之，少数人把持农村政治经济势力，便使大多数贫农和雇农没有办法可参加合作社而努力生产。合作运动的前途，根本还要靠农村机构的改善。”(39) 陈翰笙以经济区域作为分析社会的基本框架，在对中国、印度和美国社会的分析中，都在应用这一框架。在1945年撰写的牛津丛书《中国农民》中，提出中国有四个农业经济区域，每个区域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都不同。他将印度划分为十六个经济区域，巴基斯坦为五个经济区域，美国为八个经济区域。划分的依据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地形、气候和水利等。陈翰笙以经济为根本因素，对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区域进行研究，总结出区域间的差异。他认为，在分析了各个经济区域后便容易了解整个社会经济。对社会内部不同经济区域的考察是一种历史的考察，陈翰笙强调的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相关政治制度的差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处于开端期，“那时候的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是关于西方国家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40)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不熟悉中国的情况，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缺乏认识，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调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他将理论和现实联系起来，认为历史和现实是不可分的，他所做的研究，都是从现实出发再回到现实。他为历史研究赋予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翰笙不是深居书斋的历史研究者，而是自觉地投身于火热生活的战士。历史是有助于他了解社会现实的一个途径。历史有诸多的功能，包括社会功能和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他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这一问题，认为可以从历史知识中总结历史经验，为人类为民族国家探索长治久安的方略；真实的历史事实可以澄清长期被人们曲解的历史；历史知识可以使人民大众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在他的研究实践中，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揭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关系，即通过历史认识现实，以对现实的科学认识为前提去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从这样的路径出发，历史学和社会学在他的研究中是浑然一体的。陈翰笙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