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林

【作者简介】有林，1929年生，研究员，1946年3月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参加革命工作，任民运工作队员、组长、中共城关区委委员，1950年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学习、任教，1961年5月调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工作，1971年1月下放“五七”干校劳动，1977年7月调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1979年4月调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后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经济组副组长、组长、室务委员，兼任国家体改委委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干事。1983年6月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1989年10月调任求是杂志社总编辑，1994年4月至2001年4月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为“八五”、“九五”、“十五”经济理论学科规划小组(学科评审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现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顾问。
    主要专著：《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再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经济学论文自选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合著有：《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1978年3月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论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摘要：研究和编纂史书，弄清史实很重要，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此，研究和编纂国史，必须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立场  观点  方法   国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一门新的学科。近些年来，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学科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科研成果也相当丰富。取得这样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事此项工作的学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编纂国史。现就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

    研究和编纂史书，一定要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经过考证的重要史料，换言之，要弄清史实，既不能为了证明自己预设的观点而信手抓点材料，更不能徒托空言。一句话，要从史实出发。但是，光有史实还不能成为史书。由史料成为史书，观点是不可缺少的。观点体现在史料的鉴别真伪和取舍主次上，体现在对史料的分析上。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站在什么立场上。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认为孔子修过《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这里所说的笔和削，就是将鲁国使官所记载的史稿按照周礼加以修改。我们知道，孔子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以维护和恢复奴隶社会秩序的周礼为己任的。他笔也好，削也好，都是使之更符合周礼。为《春秋》（已被称为经）作传的左丘明在《春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中，就有这样较为具体的例证。原鲁史官记载：“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孔子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维持统治地位服务。这部书很受宋神宗的赏识，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并为之作序。尽管上述这些书有许多东西特别是属于人民性的内容可供我们借鉴，可以批判地继承，但是不能不说编撰者是站在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使用材料、评价是非的。 
        资产阶级如何呢?在其上升时期还多少尊重点历史事实，而在其巩固了统治地位以后，就不行了。恩格斯在揭露资产阶级历史学时这样写过：“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1］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是因为  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不同阶级的立场，集中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性，体现着不同阶级的阶级利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由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了全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就是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就是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就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来说，就是要维护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建立起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他们含辛茹苦积累起来的庞大家业，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要维护作为他们命根子的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维护他们通过艰难探索才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其他领域的指导地位。一句话，就是要满腔热情地写出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这是不是说可以不写失误呢?当然不是。不仅要写，而且要写好。所谓写好，就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把它恰如其分地写出来，并经过深入研究，指出产生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总结出经验教训。
        这样写，就会使读者读后受到教育，成为更好地前进的动力。这样写，科学不科学呢?是科学的。这主要是因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因此，“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3］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旦认识到了缺点和错误，就主动改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正如历史事实所表明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都是严肃对待，都是自己加以改正的。这就用事实说明了党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   

                                      二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是紧密联系着的，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不能认为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自然而然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通过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才能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社会历史领域来说，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唯物史观。其主要观点有生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等。概括起来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类社会就是在两对矛盾（其中第一对关系具有基础性）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就开始运用上述观点，对于在中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艰辛探索。
        这里，不可能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全面阐述，只想就群众观点谈点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原因就是列宁所说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5］坚持群众观点，就是在做决策和推动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决不能只相信和依靠少数“精英”。我们常说，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怎样才能使这句话落到实处呢?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鞍山市委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展情况转报中央后，毛泽东代中央写了批语，对报告表示充分肯定。特别是对报告中写到的企业管理体制大为赞扬，把它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并称之为“鞍钢宪法”。“两参”，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这就为企业依靠工人群众管理指出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其理论意义在于，为企业全民所有制如何在直接生产领域中实现指明了方向。违背了这个方向，就难以保证企业领导人同工人群众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联合劳动的关系，难以保证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难以保证企业全民所有制的性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给予充分肯定，是有重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6］  
        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不仅体现在企业中。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毛泽东读这部书时，对此批评说：“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7］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稍加修改，写进了现行宪法，足见其何等重要。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坚持的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我们所从事的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必须领导群众来进行。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在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无一不是党率领广大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事实充分证明，再正确的决策，没有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不把它变为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也会成为一纸空文。我们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定要下工夫把我们运用群众观点来推进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表达出来，以利于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

    研究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8］就拿新中国的前30年来说，要分析的事物的矛盾就很多。诸如：社会矛盾的新变化，阶级关系的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与不适应，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事物矛盾的典范，又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大成果。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9］彼时的问题，要按照此时的情况去评议、去要求，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从旧中国接收下来的是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必须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生活要改善，但要逐步来，要多省出钱来搞建设。这样就会出现在正常情况看来，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偏多、用于消费的偏少的情况。这在当时，只能如此。这里，我想到台湾中文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1991年在《海峡评论》发表的题为《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的文章。文章写道：“大陆上的人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能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的成就?”文章说：中国大陆人民，“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着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九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文章提出，“要爱中国，不再是口号，不再只是情结，而是要像大陆40年，苦心孤诣胼手胝足，不仅流汗甚至流血地干，干，干!把大庆油田打出来，把北大荒垦出来，把葛洲坝拦江筑起来……难以屈指的各种建设，无数的建设，把中国建起来——这才是爱中国。”文章的结论是：“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大陆，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10］今天，我国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加强调合理投资，更加强调发展个人消费品生产，即更加强调内需的拉动，这不仅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也符合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处理积累（生产）和消费（生活）的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虽然现在仍然要坚持勤俭建国的方针，但是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勒紧裤带了。这是互相矛盾的吗?只要把问题摆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答案就会是否定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要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把问题孤立起来和静止化。要是非分明，对于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都作出明确的判定。但又不是主次不分，而是如实地肯定成就是第一位的，由失误造成的损失是第二位的。要避免绝对化。对于对的，也指出它有不足之处；对于错的，不仅要指出错在哪里，是怎么错的，而且要进一步指出错中也不是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至少还可以使之成为正确的先导。  

                                      四

    前边多次提到探索。探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寻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需经过的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不管最近25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2］（第248～249页） 这就明确地把一般原理和实际运用区分开来，指出原理的实际运用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里指的还是当时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比这更为复杂了。当时的沙皇俄国是比较落后的，但是由于它是资本世界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具备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列宁审时度势，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革命一胜利，就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打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后，列宁发现实行这种政策是错误的，转而逐步地改行新经济政策，决定经过新经济政策过渡到社会主义。事实证明，列宁的探索是有重大意义的。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未竟事业，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工业化和集体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新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优越的，但还有缺陷；走过的建设道路总体来说是正确的，但不正确的做法也不少。对于有缺陷、不正确的我们当然不能去学；就是好的和正确的，也不能照搬，因为国情不同。这就产生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客观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进行艰辛探索的。探索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这样来解释探索中发生的失误才是正确的。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的错误时说：“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7］（第176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获得了丰硕的实际和理论成果，但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阶段性和艰巨性认识  不够，并没有能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找出失误的真正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左”的错误，逐步认识到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认识中国国情的重大成果。  

                                      五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写史书特别是写新中国的历史，都要把问题提到当时的环境下，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脱离开当时的环境随意作判断。 
        下面以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例加以说明。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原来设想，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后来改变了看法。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对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  
        为什么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换言之，这期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使得人们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把从新中国建立到1952年春夏之交，我国社会经济变化概括为三条。一条是有了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一条是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最初步骤。一条是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和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也概括为三条。一条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的情况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一条是  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业的生产总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49年43.8%，到1952年上升为67.3%。经过“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表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已经开始。一条是在土地改革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少数集体农庄。这证明，继土地改革以后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正是这些变化反映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头脑中，使他们作出了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 
        新的理论思考的重要结果，一是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起点，认定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不是以前所说的1953年；二是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的：“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11］（第253～254页）周恩来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向我们表明：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过渡时期。自外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作具体分析，就会使人难以理解，甚至会认为是前后矛盾的。而经过具体分析，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坚持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认识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六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政党在领导本阶级及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统一体，运用于实践中，而决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取其一而去其一、二。“割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孤立地强调牢牢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而不顾其他。结果常常是违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立场也站不稳。另一种情况是，离开阶级立场，空谈观点  和方法，结果使观点和方法变成无本之木，很难说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因为马克  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都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历史观的表现。丢开阶级区分，是什么性质的观点和方法，是说不清楚的。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4］（第.814～815页）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比当年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研究国史，当然不同于对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但是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把历史和现实比喻为昨天和今天的话，可以这样说，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相对于今天，昨天就是历史。昨天的“是”，可以适应今天的情况加以运用；昨天的“非”，可以引以为戒。怎样判断新中国历史上的是与非呢?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 
        分析的过程，就是总结经验的过程。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8］（第11页）这也就是我们研究和编纂国史最重要的目的。当然，目的还不止此，同时还有教育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培养和提高他们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感情，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如果说前一个目的是资政的话，后一个则是育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 参 引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28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28页。 
        ［7］《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 
        ［10］颜元叔：《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台湾）《海峡评论》1991第2期。 
        ［11］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4页。 

    转自：2010年11月《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01期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