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歌词从废止、取代到恢复的曲折历程和思考
    

雷声宏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尽人皆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歌词，它已深深地铭记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每当重大庆典或其它隆重场合唱着它的时候，爱国主义的情怀和自强不息的民族自豪感便会油然涌上心头。然而，可能有人还不知道，就是这首庄严、雄伟、深刻、字字珠玑的国歌歌词，在“文化大革命”中却遭到禁唱，在“文革”结束不久又被取代，直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才恢复原貌。对此，下面做一个历史的回顾，并由此引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一
    国歌原名为《义勇军进行曲》，是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创作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由人民音乐家聂耳谱曲。因其表达了千百万群众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和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它很快就传遍了中华大地，激励着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和抗日志士奔向战场，前仆后继，英勇杀敌，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奋勇向前的号角、高亢激昂的战歌。
    那末，它又是怎样成为国歌的呢？
    一九四九年九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蒋家王朝的覆灭，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听取了筹备组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等的意见。在讨论国歌时，马叙伦提议用早已在群众中流传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有一部分委员虽然基本上赞成，但认为需要对歌词进行一些修改。他们认为，歌词在抗日战争中产生过历史作用，有历史意义，而现在形势变了，要对歌词进行修改。有的委员指出：“歌的曲子是好的，但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周恩来支持采用原歌词，不同意修改。他说：“这样才能鼓动感情；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原歌词不改动，仍然保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起到唤起人们居安思危的作用。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最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与会者一起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激荡人心的歌声中结束了。[1]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以体现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五星红旗在广场冉冉升起，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了宏伟的天安门广场，响遍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
    二
    那末，后来它又是怎么被废止和取代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即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伙同林彪、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炮制了一个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把一大批老作家、老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开始了对文艺界实行“横扫一切”的法西斯专政。早就对田汉怀恨在心的江青，当然不会放过对田汉的打击和陷害。那时候，江青及其同伙大搞“影射文学”，抓住田汉编的京剧《谢瑶环》中有“为民请命”、“载舟覆舟”等词句，断章取义，加以歪曲，上纲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在全国各报刊点名批判，并进而把田汉与周扬、夏衍、阳翰笙一起，污蔑为“四条汉子”，称他们是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存在的一条又粗又黑的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田汉还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予以批斗、游街、关押。一九六六年田汉被捕入狱。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由于长期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田汉含冤惨死于狱中，终年七十岁。
    那是一个文艺服从政治的年代。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一旦以莫须有的罪名从政治上被打倒之后，他的作品也就会成为“毒草”而遭到批判和禁止。田汉及其作品的遭遇就是如此。包括《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在内的他的全部作品遭到禁止。可是国歌照样要在各种庄严的场合演奏，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当时的国歌只有曲没有词；只能演奏不能唱。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但在随后的头几年里，由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路线，继续延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及时的平反昭雪，田汉的冤案也不例外。当时的有关领导为了填补国歌歌词的“空白”，决定由国家文化部牵头，成立了一个“国歌歌词征集”办公室，发出通知，向全国征集国歌新歌词。经过几个月的发动和征集，收到了大批新歌词词稿，经过多次反复讨论、研究，终于拼凑出一首新的国歌歌词。新歌词内容如下：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
    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首新国歌歌词，多系以当时流传的一些政治口号拼凑而成。从每一句话孤立来看，并没有错，但从整体来看，它的背景是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坚持“两个凡是”为前提；它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不准备为田汉的冤案平反，也就是不准备恢复《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新国歌歌词被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下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以“热烈的掌声”予以通过，并以大会主席团的名义予以公告。“公告”的内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已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于北京
    这样，这首新国歌歌词就以合法的形式在全国推广。
    为了配合新国歌歌词的宣传和推广，国歌征集办公室还起草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鼓舞我们继续长征的战斗号角》，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3期上。为了扩大新歌词和文章的影响，这篇文章是以三位著名音乐家吕骥、贺绿汀、李焕之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没有说明为什么要用新歌词取代田汉的原歌词，只是说明了新歌征集过程：“广大干部和群众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比热爱，极为关心国歌[歌词]征集工作，群策群力，设想了种种方案，一词一句，每个音符，都反复推敲，表现出可钦佩的政治责任感，给参加征集工作的同志以巨大的教育。”[2]紧接着，文章对新歌词逐句进行了诠释，阐明新歌词的政治意义。
    但是，新歌词的内容虽然很“革命”，却不受群众的欢迎，甚至连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会唱；许多人都说“不对味”，不是那么回事，原有的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全都消失了。所以新歌词一直流传不开。实际上，在五届一次人代会通过国歌新歌词的时候，有的代表对用新歌词取代原歌词就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陈登科后来回忆说：“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感情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的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3]
    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开为文化部大错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宣布根本不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和所谓以“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人物。田汉的大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人士和群众代表一千多人。会议由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对田汉一生的事业和贡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所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也恢复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全会上，许多代表提出，鉴于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所作的国歌歌词也应予以恢复。人大代表根据文艺界代表提出的议案，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1982年12月4日通过，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撤销本届人大第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
    至此，国歌歌词也如同它的作者田汉一样，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命运，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貌和历史地位，并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从此，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终于又响遍了中华大地，响遍了全世界。
    四
    国歌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和象征，是庄严而又神圣的，是不容轻易更改的。但是，我国的国歌歌词却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曾一度被废止，后又被取代，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原貌。这一事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刻的反思和思考。
    第一、被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历史的产物，它表达了时代的呼声、人民的愿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它的历史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九三五年。大家知道，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片的中国领土，把中华民族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下，日寇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那时的形势，确如《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所描述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面对这种十分险恶的形势，每一个有良知、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难道能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吗？难道能心甘情愿在敌人的铁蹄下做亡国奴吗？当然不能！毛泽东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4]中国人民誓死要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万里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直到彻底打败侵略者！正是在这种大无畏英雄气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鼓舞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随后又打败了挑起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体现的、经过长期的战争洗礼的这种大无畏的民族精神，自当永远发扬光大！这种民族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仍然发挥重大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并发扬光大！
    第二、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有长久的震撼力、感染力和战斗力，还在于它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革命的思想内容，在于它的词和曲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没有高亢激昂的曲调，就无法表达强烈的时代呼声；没有概括时代精神的内容丰富丰厚的歌词，便无法表达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发出时代的最强音而激励亿万人民奋起抗敌，前仆后继，英勇献身，在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一往无前。所有这些，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得到了充分完美的体现。而新的国歌歌词，在文字上虽然很革命，但它只不过是一些政治口号的堆积，是拼凑起来的，与慷慨激昂的国歌曲调也不协调，并不表达时代精神和社会内容；其手法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有些不伦不类，既谈不上思想性，也谈不上艺术性，因而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其结果必然是失败。
    第三、成功的艺术作品必须适应人民的需要，具有鲜明的、强烈的人民性和民族性，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正是这样的作品。由于它体现了时代精神和人民愿望，表达了群众的意志、愿望和呼声，自它诞生之日起，便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不胫而走，一直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自从它被定为国歌之后，更是成为广大群众奋勇向前的号角，高昂的战歌。每当党和国家举行重大庆典的时候，每当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每当我们的体育健儿在世界级竞技场上登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高亢嘹亮、声情激越的国歌悠扬的旋律回荡在天空，便会激起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激励着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去攀登高峰，创造新的更加辉煌的业绩。而新的国歌歌词却没有这样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以致在推广它几年之后，群众仍不会唱；新歌词虽然都是报刊上常见的词汇，但作为国歌歌词仍然“记不住”、“唱不出”；它不受群众欢迎，不被群众接受，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最后，还有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在恢复国歌歌词时，自然也包括恢复了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以说，这一恢复起到了警钟长鸣的作用。从一九四九年九月确立《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时候起，对这一句歌词就有人提出异议，要求修改，而毛泽东、周恩来却坚决主张保留下来。现在看来，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考虑。保留这句歌词，不仅在建国初期，当我国国内尚面临着重重困难、在国际上还被强大的敌对势力所围困之时，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起到居安思危的作用；即使是现在，我国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已步入初步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已空前提高的情况下，这句歌词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取得了一些胜利和成就，就被胜利冲昏头脑，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自我陶醉，好了创伤忘了痛，忘记了过去被人欺凌的屈辱历史，这样的国家或民族是要吃苦头的，甚至有可能重蹈苦难历史的复辙。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最近，胡锦涛同志号召我们要树立忧患意识，正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谆谆教导的居安思危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重新唤起我们居安思危的的忧患意识，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民族苦难和我们现在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从而激发起广大群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而奋斗的信心和力量，才能使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使我们的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 参阅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第5页。
    [2] 见《红旗》杂志1978年第3期。
    [3] 见陆志成：《十年浩劫后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3期。
    [4]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6页。
    文章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334-342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