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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数字化、认知与记忆(4)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江海学刊》 杨庆峰 参加讨论

    历史主体的数字化生存
    如果从历史主体的角度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数字化历史”这一观念所包含的更多的因素就会显示出来:历史主体的数字化生存状态。进一步看,会发现历史主体所发生的变化。
    首先是,“数字化”呈现了“我们”独特的生存处境。当下的“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对于我们而言,是工具、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构成了我们生活的视域。在数字视域中,我们自身显现为数字化的存在者,“我们”可以被称为“数字公民”(Engin Isin,Evelyn Ruppert,2015)、“数字土著人”(John Palfrey,Urs Gasser,2008; Michael Thomas,2011; Wolfgang Appel,Birgit Michel-Dittgen,2013; Alexei Dingli,Dylan Seychell,2015)。数字化的存在者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与数字化、虚拟化有关。“我们”借助各种数字媒介传播、复制、生产信息,借助网络、网页、facebook、微博、微信等形式表达自身。我们的话语、体验正在源源不断地被上传到网络中,“数字记忆”成为一种独特的体验形式正在形成。在这样的状态中,“我们”与“他们”不同。他们处在前数字时期、后数字时期,而“我们”处在数字时期之中。而具有如此特征的“我们”相对于后数字时期的主体而言,终究会变成过去的事实。所以,“数字化”有着这样的一个维度,在场的历史主体以数字化的形式显现自身,包括自身的体验、话语等形式。
    其次,历史研究者正在从历史学家变为大众。传统时期,作为历史事实来源的档案的特点是位于档案馆中,等待着某些人去阅读。档案馆也确保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在历史研究领域,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的时期,档案馆中的作品可以确保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免受历史学家主观性的影响。”⑩但是,数字时期这一特点发生了变化。“数字记忆”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档案图景。对数字记忆的解释也是不同的,如第三记忆(斯蒂格勒)、新记忆(Andrew Hoskins,2001,2004,2014)和过去制造当前(David Lowenthal,2012)。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数字记忆意味着新的档案形式,也就是历史资料的来源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因特网从媒介或者信息回复工具转变为强大的档案技术。(Lasica,1998)”(11)不仅历史学家可以利用数字方式发布研究成果、参加讨论、共享知识,大众也可以做到。大众可以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史学材料,可以参加在线的网络会谈,用这种方式,共享知识,跟更多的历史学家来进行合作。在这种形式中,数字技术更多体现为工具平台,而对于历史的理解本身没有多大影响。
    再者,历史学家转变为数字化的历史学家。传统时期,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在档案馆阅读文献,在档案面前,他们更多的是读者。“档案是被写成的,它被读,被商议。在档案馆,职业历史学家是一个读者。”(12)但是数字时期的档案却发生了极大变化,它不仅可以被读、被商议,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被复制、编辑和流通。于是,历史学家不再是一个读者,而且会成为书写者、编辑者。这种情况下,数字技术对于历史的重构影响甚大,尤其是大众的加入,增加了历史被复制、编辑和流通的多元性。数字化的历史学家意味着利用数据挖掘等工具进行史料分析。这种应用可以通过众多历史文献进行相关性分析,能够对很多新的问题产生新的观点和看法。
    最后,数字化时期历史主体的体验维度被激发出来。从关于数字技术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数字技术不仅仅是转化技术、搜索技术和数据挖掘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与体验有关的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技术与增强现实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形成某些新的历史体验的可能性。通过数字技术形成新的历史体验,即通过数字技术的新形式——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从而给予我们与历史体验相关的新体验形式。从文物保护看,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随着虚拟现实技术开始用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历史遗址的保护中,我们发现有趣的现象:当历史文物自身由于年代而损坏,如果进行“实物修复”,不免会有很大的争议:原物被改造到何种程度不再是原物?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虚拟技术进行“虚拟修复”,就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虚拟的部分与原物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混合的、增强的修复物给予我们全新的历史体验。当我通过增强现实技术看到了经过虚拟修复的历史文物时,不仅看到了文物的原貌,更能有新的历史体验。
    根据上述分析,历史文献、历史器物和庆典活动是共同构成了历史事实的必然因素。但是,历史数字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将历史事实(内容)转化为数字形式,这只是第一步。而且需要面对很多问题。比如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历史图像的数字化本身就是个浩瀚的工程。目前将历史文献从纸质媒介转化为数字媒介的工程已经大面积展开,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对于历史器物、仪式活动的数字化的尝试才刚刚开始。仅仅依靠传统的复制技术,如摄影、摄像技术存在着工程量大等等问题。但是,器物和活动的再现仅仅依靠复制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等技术形式才能够完善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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