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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注重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历史现象，从宏观视野和互动视角来考察历史，注重比较研究，目前这一取向已经得到各个断代、各专门领域史学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中国学者如何研究全球史？如何在这一领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6月20—21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暨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及反思。 从强调文明的不同到发现共性 在新的形势下，运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刘新成认为，全球史观对于颠覆“西方中心论”很有贡献。首先，全球史观“肢解”了文明的纯粹性，认为文明都是互相影响的。其次，它认为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的领先优势并不因其本身有何特殊之处，而是一连串不同地区和文明发展的连锁反应的结果。这就将对世界历史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层面。 全球史研究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即认为应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传统的文明史观强调把世界切分，强调不同点。现在则应该转向讨论文明的共性。全球史观的运用十分必要。”刘新成说。 多个专门领域出现全球史转向 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路径，全球史已经影响到许多史学专门领域的发展，比如海洋史、思想史、环境史、经济史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全球史转向。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夏继果认为，受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兴起的全球史思潮影响，海洋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路也发生了诸多转变。首先是研究视角的转变，海洋史由边缘变成了中心。此外，“新”海洋史把海洋当作互动区来研究，视海洋为一个流动的网络，这与从前把海洋作为交往的通道有很大不同。以印度洋为例，这里自古就是贸易和人口流动的网络，也是思想文化交汇的中心。关于伊斯兰教传播的原因，人们往往从阿拉伯的军事征服中寻找，印度洋网络的研究可以部分改变这种看法。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包茂红则从区域史与全球史互动的角度介绍了亚太区域环境史这一前沿领域。他认为，区域史与全球史是相辅相成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亚太区域环境史将会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经纬网络，这也有助于加深对于全球史的理解。 此外，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之中进行整体研究是我国学者运用全球史观进行研究的一大特色。长期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认为，在讨论东亚青铜技术的产生，以及青铜时代的肇始这一问题时，有必要把中国文明放到欧亚大陆，甚至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比较、考察。 夏继果告诉记者，全球史的研究对象不必是全球，既可以研究“大网”，也可以把重心放在“小网”上，如内陆欧亚、地中海文化圈。 取得话语权关键在于如何“提问”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北成认为，30多年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经历了以生产力为纲的转向、现代化的转向，现在正经历的是全球史转向。 相较于海外学术界，我国的全球史研究起步较晚。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瞿林东认为，中国学者应加强全球史研究。如何在这一领域取得话语权，关键在于能不能提出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具有世界性或能够凸显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他看来，毒品与文明、“一带一路”与全球史研究、现代海盗与国际护航，以及战争史、疾病史都是在全球史视野下有待深入的课题。 “中国学者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有意识地采纳更广阔的视角，超越原有的纵向思维方式，就有可能把原有的研究扩展为全球史研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举例道，如中国史学者关注抗日战争，世界史学者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把二者加以整合，双方的关注点都可扩展为全球史研究。 也有学者提出，要对全球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比如对于“互动”这个概念，它是否能把全球的经济、文化交流都涵盖进去，值得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