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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共出现了141篇演说词，约占全书的1/4。①修昔底德在其作品中明确表明他援用演说词的原则。他说：“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②演说词的大量出现肯定与古代希腊的政治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古代希腊，政治决策、法庭辩论都离不开演说论辩；战前动员、国葬演讲也不能没有鼓励慰藉。演说是希腊政治的灵魂核心，也是希腊文化的独特标识。 对于希腊史著中众多的演说词，后来的史家大多持批评的态度。认为“那只是废话罢了”，③“实际上没有文献根据，而多系出于史学家的想像”。④柯林武德更对修昔底德大量使用演说词批评有加。他曾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这样写道：“试看他那演说……一个具有真正历史头脑的正直的人，能允许自己使用那样一套程式吗?首先来考虑一下它们的文风。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第二，再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⑤ 就求真要求很高的史学而言，加入含有一定主观意图的演说词显然不太合适。但也不应否认，它确实给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提供了一手资料。伯利克里的葬礼讲话就是典型的例证。在这篇讲话中有这样一段涉及雅典民主政治主要原则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⑥ 虽然这一讲话不是可靠的记录，讲话内容也不是出自伯利克里之手，而且其设计的目的也是想通过制度来说明当权者执政的合理性以及当权者政策的正确性，从而平息公民对当权者政策的不满，但这里却给我们提供了反映雅典民主政治的原始信息，提供了雅典的精神本性和行为原则。这样的一些演说常常“包含着对于时代及其目的的反思，也给出了对于时代的原理的说明”。编撰这些演说的历史著述家，“虽然他编写出了这样一些演说，但它们也是他的时代的演说。他立足于他的行动的精神和他的时代的文化，所以他所讲述的就是时代的意识。”历史著述家是通过演说来表现时代准则的。从希腊民族的演说里，我们能够看到该“民族原理的准则和对这些准则本身的反思”。因此，这些演讲都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