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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某种完全原始的东西。大家想了解这些民族的精神，体验这些民族的生活，就必须体味这些著作家，深入他们的生活，然后取得对于时代的第一手的描绘”。①应该说，希腊史学中的演说词有“不真”的一面，即它不一定出自演说者之手，但也有“真”的一面，它所反映的肯定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其中不乏有希腊政治家、思想家在思考和解决问题时留下的真知灼见。只看到“不真”的一面，而看不到“真”的一面显然是不正确的。 大量使用这种“代人立言”的演说词在中国的史书中比较罕见。原因是中国约自夏代开始就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他们学养深厚，博学多识；正直不屈，不避强御，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之气节，仗气直书，无所阿容。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皆有记载及时的史官。中国有十分发达的记事制度。“君举必书”，“言存左右”，“书法不隐”，“史不绝书”，“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等都是中国重视记事的真实反映。后来的史家也皆以起居注、实录等坚实的文献资料来书写正史。“代人立言”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空间。 应该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自身的发展道路。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会对它们的史学内涵和编纂形式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上古时期，这种影响会更大。我们在研究古代史学的发展时，应该充分考量促使这种史学生成、发展的政治与文化环境。  （本文刊于《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