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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从成立到现在已90多年，这9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基本处于两种状态：一是非执政状态，一是执政状态。在非执政状态下又有两种状态，即地下斗争和武装斗争；在执政状态下也有两种状态，即局部执政和全国执政。这几种状态，陈云同志都经历过。尤其在局部执政状态下的延安时代，他还担任了7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全国执政状态下的历史新时期，又担任了9年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因此，他对党执政条件下的党风建设问题作过长期和深入的思考，发表过大量有独到见解和独特风格的论述。另外，他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长期身居党中央领导集体，即使在不分管党务工作而是主持根据地、解放区和全国财经工作的情况下，也每每从端正执政党党风的高度考虑问题，提出对策，作过许多有关论述。这些论述构成陈云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并成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进行自身建设的锐利思想武器。在当前全党上下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的一系列决定、措施的新形势下，在正在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加强对陈云执政党党风建设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①]陈云同志的这一著名论断，全党上下几乎都知道，也都认同。但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究竟指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党在执政条件下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要更加重视党风问题？解决执政党党风问题应当抓什么，怎么抓？对于这些，认识可能就不那么明确和统一了。本文试图通过重温陈云同志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关执政党党风建设的论述，粗略探讨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和主张，以供研究、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和执政经验时参考。 一 把陈云同志从延安时代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论述贯通起来，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执政党党风，不仅指党的作风，也指党在执政条件下的思想和纪律；他所说的抓紧执政党党风问题，不仅指要办案，更多的是指在党执政条件下要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从严要求。 第一，在思想上从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丢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信念，就等于丢掉了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1939年，陈云同志在中央党校作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其主旨讲的正是这一点。他指出：共产党员的第一个标准就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什么叫奋斗到底？据听过他报告的老同志们回忆，他当时用自己的家乡话打比喻，说这个“底”就是“翘辫子”，就是“见棺材板”，意思是到生命终止的时候。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凡是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都要首先积极参加抗日战争。对此，陈云同志特别强调：“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要求加入共产党为党员，必须是承认党纲，并且愿意献身于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分子。”他说：“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②] 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之后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③]可见，我们党要搞好执政党的党风，任何时候都要把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放在第一位。 思想上是否从严了，这个问题从表面看似乎不大好把握。但只要看过陈云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两件事情的处理意见，便不难发现，思想上从严与否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具体评判标准的。其中一件事情是，那时一些农村党员参加党员集训，除了伙食补贴之外，还发误工费。陈云同志知道后，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大会发言中指出：“身为共产党员，集训时间只有几天，而且是受教育的时间，每天却要拿一二元的误工费，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④]如果对什么是思想从严不十分清楚的话，看看这段话恐怕就会有所领悟。 另一件事是，那时有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回来，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失去信心。针对这种情况，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发言中，陈云同志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⑤]如果对什么是思想从严还不清楚的话，看看这段话恐怕也会有所领悟。 第二，在纪律上从严。 共产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武器，因此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道理。陈云同志也说过：“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优势的国家，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如果党不是有铁的纪律的队伍，就不能去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社会情况复杂，各人看法不同，党内有争论是正常状态。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党没有纪律，大家争论没有一个止境，我们怎么能有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怎么能不亡党亡国亡头呢！”[⑥]那么，什么叫纪律从严呢？从陈云同志有关论述看，首先，党的纪律不能仅仅对一般党员适用。他说：“不管你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你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不管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要遵守纪律。一句话，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⑦]其次，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他说：“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服从是无条件的。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时，自然要服从；如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怎么办？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同时应该按党章规定的权利，提出建议，或保留自己的意见。”“具体地遵守纪律，就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做不到这一步，我们的党就要垮台，因为假如谁都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强，自己的意见对，没有一个约束，结果就谁都服从自己，不服从别人，而党的统一就完全没有可能了。”[⑧]再次，要同一切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作坚决斗争。他说：党员“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不愿意遵守纪律的党员，害怕铁的纪律的新党员，尽可出党。”[⑨] 在纪律从严的问题上，陈云同志不仅这么主张，也是这么做的。这也可从两件事上看出。一件事是，1939年，延安的党组织决定派一位新党员去华北根据地基层工作，在他拒绝服从后，先后与他谈了7次话，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最后，他表示可以去，但又提出必须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否则不去。根据他的表现，由陈云同志负责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代行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党公布。为此，陈云同志特意撰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 另一件事是，1985年，一些党政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仅据十几个省市的调查，不到一年时间就办起了两万多个公司，其中相当一部分同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勾结，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像；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对此，陈云同志在中纪委全会上指出：“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他总结说，“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⑩] 第三，在作风上从严。 从陈云同志的一系列论述看，他在党的作风要从严要求方面，讲的最多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维护群众利益。 1939年，陈云同志与华北根据地六个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谈话，感到那里党、政、军、民、学各方面最弱的是群众工作。他认为，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在党的领导下，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于是，他在党中央主办的刊物《共产党人》上撰文指出：“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部。……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的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11]在党的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他说：“我们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大的问题，也要帮助群众解决小的问题。”“我们帮助了群众，群众就会积极、热情地来帮助党和政府的工作。”“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12]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虽然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但总是有意识地把做好民生工作与端正党的作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联系起来考虑和阐述。例如，1956年，他兼任商业部长，提出做好商业工作一定要加强政治观点和群众观点。他说：“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13]1957年，他又在13个省、市蔬菜会议上指出：“保证蔬菜供应，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只注意工业建设，不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问题，工人就可能闹事，回过头来还得解决。”[14]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政策出现“左”的偏差，把自留地、家庭养猪等等看成是“资本主义尾巴”，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61年，陈云同志通过在家乡青浦的调查，提出我国集体生产的耕地仍占耕地的90%以上，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他在座谈会上说：“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15]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人民营养不良，陈云同志那时虽然还未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职务，但他仍然积极思考和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在1962年3月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他除了建议动用一些钢材制造机帆船出海捕鱼，使大中城市居民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之外，又建议压缩一部分生猪出口，使大中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增加半斤肉。他说：“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他还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16]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虽然还未恢复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但他针对当时粮食供应依然紧张、一些地方的农民还吃不饱的现象，大胆建议今后三五年，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他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17] 三中全会后，中央同意了陈云同志关于用两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但由于党内对调整方针认识不统一，贯彻不得力，致使1979、1980两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收支出现严重赤字，导致货币大幅增发，物价大幅上涨。对此，陈云同志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就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8] 二是严惩以权谋私。 早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就提出要警惕和防止执政党党员以权谋私的问题。他说：执政党的党员损害群众利益，“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段时间，陈云同志讲端正党风，针对的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对民主集中制的严重破坏，重点是讲要恢复党的民主作风。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问题突出起来，于是，他再讲端正党风，重点发生了变化。1981年，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做工作。在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时，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代。他还指示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经过折中，这个处分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会上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中央只好又重新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进一步处理的决定。[20]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将中纪委反映这一情况的信访简报批给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并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同志看到后在上面加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21]于是，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批示精神，决定立即派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督察，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22]在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中，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担心这样大张旗鼓地搞会影响改革开放。陈云同志知道后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23]他还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给中纪委负责同志看，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24]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在纪委系统立案的党员经济犯罪案件就有16万件之多，其中开除党籍的有9000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1.8万人，两者合计2.7万人。据此，他在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他说，从打击经济犯罪以来，被开除党籍和受党纪处分的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25] 三是切实发扬民主。 党的三大作风中有一条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与此相联系的是党内民主的作风。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26]在陈云同志看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发扬民主作风，都是执政党党风的组成部分。他在延安时代就一再告诫大家：“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27]为此，他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 首先，要放下架子，少给人扣大帽子。陈云同志讲：“如果一个领导者架子搭得很大，面孔死板板的像阎王那么可怕，一定没有人去接近他，即使和他讲话，十句话也要忘记八句。”“一个人说错了几句话，你就对他来一顿批评，不是说他是‘左’倾空谈主义，便是讲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如果随便给人家戴上这类大而无当的帽子，一个人头上戴上三四顶，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也不要紧。”[28] 其次，要正确看待个人的威信和面子。陈云同志针对某些军队干部怕自我批评丧失威信的问题指出：“威信是建立在正确的军事指挥和平时工作上面的。进行自我批评，克服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只会使你的指挥更正确，工作做得更好，因而你的威信就会更高。”在党的七大上，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身上存在骄气的现象指出：“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有的时候你愈要面子，将来就愈要丢脸。只有你不怕丢脸，撕破了面皮，诚心诚意地改正错误，那时候也许还有些面子。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丢了一切，准备牺牲性命干革命，还计较什么面子？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29] 再次，要提倡讲不同意见。陈云同志常说：“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30]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上说：“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同志们！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31]1979年，他在中央纪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称赞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说：“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32]1982年，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讲：“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33]1987年，他同中央当时的一位负责同志谈话，谈到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问题时又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34] 四是反对言行不一。 陈云同志特别重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品格，把它看成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我们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他还说：“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对于说假话的党员，陈云同志本着从严治党的一贯立场，主张不留情面，严肃处理。他指出，说假话而经教育仍不改正，并且越说越多、越说越大的人，不管口里讲得如何革命，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35]。陈云同志对说假话的人也作了分析，认为一种是政治上幼稚，另一种则是混进党内、政治上别有企图的敌对分子，还有一种是通过隐瞒欺骗态度往上爬的投机分子。他指出，对于后两种人更要提高警惕，防止他们破坏党的事业。 二 对于党在执政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必须格外重视党风建设，陈云同志也作过深入思考和分析。从他的分析中，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看法。 第一，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讲到党执政后为什么仍然会出张国焘这类人物时说：“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3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但同时一再指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37]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无阶级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存在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陈云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分析党风问题的原因时，同样提醒人们注意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在1985年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他大声呼吁全党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他说：“‘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38] 第二，党的地位变化的影响。 当我们党还只在抗日根据地执政的时候，陈云同志就注意到执政与不执政给党风带来的不同考验。他说：“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39]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执掌了全国政权，对保持良好党风提出了新挑战。陈云同志指出：“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40]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客观环境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党风方面也出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问题。面对新情况，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前，在敌人统治下的地下党，那时作一个党员就有杀头的危险，根本谈不上什么物质享受；在苏区的党和解放区的党，大家忙于打仗和支援战争，另外，也没有什么物质可以享受。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41]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本质上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开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逐渐增加市场调节的因素，后来变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市场经济具有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有效配置资源等优点，但也有自身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助长拜金主义、竞争容易不择手段等。所以，陈云同志提出对改革要既积极、又稳妥，“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的方针，并反复提醒全党要注意和防范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消极现象。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陈云同志指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他赞成在“决定”里有一句关于“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42]那时，有些地方把遵守党的纪律与改革对立起来，认为纪律束缚了改革的手脚，提出给改革“松绑”的口号。针对这种糊涂认识，陈云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43] 第四，对外开放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在分析党风和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时就说过：“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目前许多党委和党员干部，对此没有警惕。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在列出了这些商贸公司种种不法行为后，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44]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分析为什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时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不难看出，这里说的“四个考验”，正是包括陈云同志在内的老一代革命家们所长期思考的问题。 三 党在执政后出现党风问题既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那是不是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呢？当然不是。从陈云同志的论述中，我们既看到关于要高度警惕、格外重视执政党党风问题的谆谆告诫，也看到关于抓紧抓好执政党党风建设的具体主张。把他的主张集中起来，大体上可以概括出以下五点。 第一，要对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加强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 陈云同志一向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党员端正作风的作用。1939年，他在讲解纪律对于党的重要性时说：“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45] 1984年以来，一些地方的少数党政军机关和党政干部同不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钻改革的空子，行贿受贿、走私贩私、贩卖假药假酒，形成一股歪风；其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问题就发生在全党开展整党活动期间。对此，陈云同志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整顿党风这件事，不可掉以轻心。”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他强调：“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必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46] 那次党代会闭幕后，陈云同志又在中纪委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他充满自信地讲：“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47]他还在同中央纪委常委见面时指出：“我们党是处于全国执政的地位，再加上目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纪律检查部门和全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重视执政党条件下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党性教育。”在同中央纪委负责同志谈话时，他再次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48] 为了端正党风，陈云同志一向倡导学习理论“是每个党员的责任”。[49]他在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指出：“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50]他还现身说法，把学好哲学与改进党风联系起来。他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实事’看全面。我过去说过，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因此，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可见，在陈云同志看来，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缺少民主作风，与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得不够，有很大关系。 第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干部选拔标准。 新的历史时期，党的纪检部门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干部，很多是“带病”提拔的。对于选拔官员的标准，古今中外历来都有如何处理德才关系的问题。中国古人的一个提法叫“德才兼备”，就是说不仅要重才，也要重德，二者不可偏废。陈云同志自从分管党的干部工作以来，除了主张选干部要德才兼备外，还主张把德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放在第一位。他在延安时代谈干部工作时就说过：提拔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并重，以德为主。”“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政治，能力。两者不能缺一，以政治为主。”[5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在力主大胆和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再次强调德才相比要更加重视德。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种人”说，对这样的人要特别提高警惕，一个不能提拔。“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52]在党的十二大上，他作关于解决好干部队伍交接班问题的大会发言，再次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在此前后，他还在中央组织部的一份情况反映上批示：“提拔中青年干部必须注意德。有才缺德的人，一个也不能提拔。”[53]在同中央一位负责同志谈话中他又说：“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三家是管干部的。”“选干部，首先要看德，有才缺德的人不能用。德好，才差一些不要紧，放到领导岗位上锻炼几年，才干是可以练出来的。”[54]那时有一种提法，叫做要选拔“开拓型干部”。针对这种提法，陈云同志指出：“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55]总之，选拔干部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实践说明，要保持执政党的良好党风，把这一思想作为各级领导岗位选人用人的指导原则，是一项治本之策。 第三，要在党内提倡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的精神。 陈云同志一向认为，要想形成批评的氛围，就不能搞一团和气。在延安时代，他针对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说过：“只讲团结，没有斗争，这是有普遍性的。……组织部长的责任是，看到一种错误的现象，就要问，就要批评，说这是错误的，值得注意。这项工作应该是主动地去做。”[56]在新的历史时期，他针对一些人错误总结“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训，由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变为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现象，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57] 在提倡坚持原则方面，陈云同志特别要求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带头。他在1982年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指出：“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58]那时，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又刮起一股向下属单位要高级轿车的风，陈云同志知道后批示：“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59] 第四，要发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作用。 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取消了纪律检查机构（当时称监察委员会）。党的十一大，鉴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严重践踏党规国法而畅行无阻的沉痛教训，在党章中恢复了关于县团以上各级党委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并明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对党员的纪律教育，负责检查党员和党员干部执行纪律的情况，同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首届中央纪委。从那时起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夕陈云同志离开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他就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作了许多指示，其主要精神有以下三点。首先，纪律检查部门要把工作中心放在整顿党风、开展党性教育上。他在1979年1月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会上就指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60]80年代初，党员腐败案件增多，有人主张应把纪检工作重点放在办案上。他又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只是查处违法乱纪的案子不行，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教育和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的教育。”“各级纪委应在同级党委统一领导之下，始终围绕搞好党风这一中心任务，作艰苦的努力。”[61]其次，纪律检查部门要不怕困难，坚决维护党纪政纪。他指出：只有“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那时，有的案子涉及领导干部，处理难度很大。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听到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他让人转告中纪委负责同志，说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针对党政军机关的经商风，他明确指示，“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62]再次，纪律检查部门办案“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并且在处理问题时“和本人见面。”[63] 第五，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 常言道：“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在端正执政党党风的问题上，陈云同志历来主张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关键，要先从他们做起，由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例如，说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指出：“首先应从领导做起，检查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先检查自己，批评自己，不能只说下面不好。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64]说到加强理论学习，他指出：“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因为你是老干部，因为你常常担负独当一面的领导工作，你就更有责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65]说到加强纪律性，他指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要特别防范高级领导人破坏纪律的行为，如张国焘。”[66]说到反对错误倾向，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67]说到防止野心家弄乱子，他指出：“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68]说到端正党风，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69]他要求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老干部要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他说：在这方面，“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70]。说到端正党风的措施，他指出：“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71]说到中央要求北京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他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72] 为了使高级干部能够切实做到在各方面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陈云同志经常提醒他们要增强对人民的责任心。在党的七大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党的身上，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的高级干部身上。如果我们搞得好，便胜利得早，人民解放得早。如果搞得不好，四万万五千万人便不能很快解放，革命胜利会推迟多少年，人要多牺牲很多，那我们就对不起老百姓。我们党的工作好坏，决定着中国革命的命运。……我们要兢兢业业，所有坏的东西，一切应该丢的东西，统统丢掉。”[73]改革开放后，他总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对党风建设负起责任来。他强调，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长期得不到纠正，“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74]。他还具体点了海南岛汽车案和晋江地区制造、销售假药案，要求追究这两个地区党委的责任。 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对干部亲属的教育和约束。陈云同志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着重提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倚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75]1985年，中纪委提出不许领导干部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的建议。他在报告上批示，这件事要由中央“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他提议，将退出经商领域的干部子女范围再扩大一点。[76]那时，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名为“自费”，实为外商赞助。中央纪委把有关反映送给他看，他也是亲自出面，给这些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把孩子叫回来。[77] 陈云同志要求高级干部管好自己的亲属，也是从自己做起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给家乡老战友的孩子和自己的表弟回信，提醒他们“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这一点你们要切记切记”。他在信中还写道：“你们必须安分守己，束身自爱，丝毫不得有违法行为。我第一次与你通信，就写了这一篇，似乎不客气，但我深觉我有责任告诫你们。”[78]改革开放初期，当他得知中小学教员待遇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的情况后，便提出让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的二女儿“归队”，去学校当老师。[79]1983年春节，他会见革命烈士子女，对他们深情地说：“你们是革命的后代，是党的儿女。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80]可见，陈云同志认为领导干部对执政党党风好坏具有特殊责任，这个责任包括要管好自己，也包括要管好自己的亲属。 当前，我们党仍然存在一些干部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甚至贪污腐败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全党同志的重托、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他们身上的重大责任。他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1]接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82]这些表态和举措，使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也使一些多年积弊有所收敛，有力推动了党风的好转。这说明，只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执政党的党风是可以搞好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可以保持的。面对当前的党风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但也不能悲观失望、茫然无措。我们要结合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深入研究陈云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使它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应有的作用。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北京 100009） -------------------------------------------------------------------------------- [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②]《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7、131、142页。 [③]《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④]《陈云文选》第3卷，第332页。 [⑤]《陈云文选》第3卷，第332页。 [⑥]《陈云文选》第1卷，第127、196、276页。 [⑦]《陈云文选》第1卷，第126页。 [⑧]《陈云文选》第1卷，第197、277页。 [⑨]《陈云文选》第1卷，第139、197、196页。 [⑩]《陈云文选》第3卷，第356、357页。 [11]《陈云文选》第1卷，第165页。 [12]《陈云文选》第1卷，第171—173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第44页。 [14]《陈云文选》第3卷，第64页。 [15]《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5—86页。 [16]《陈云文选》第3卷，第209—210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第236页。 [18]《陈云文选》第3卷，第277—278、280页。 [19]《陈云文选》第1卷，第183页。 [20]《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01页。 [21]《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第1402页。 [2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291页。 [23]《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第1402页。 [2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301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第331—332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27]《陈云文选》第1卷，第183页。 [28]《陈云文选》第1卷，第115页。 [29]《陈云文选》第1卷，第270、296页。 [30]《陈云文选》第3卷，第188、187页。 [31]《陈云文选》第3卷，第190页。 [32]《陈云文选》第3卷，第240页。 [33]《陈云文选》第3卷，第275页。 [34]《陈云文选》第3卷，第361—362页。 [35]《陈云文选》第1卷，第201、126、201页。 [36]《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3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41页。 [38]《陈云文选》第3卷，第356、355页。 [39]《陈云文选》第1卷，第221、128页。 [40]《陈云文选》第2卷，第231页。 [41]《陈云文选》第3卷，第331页。 [42]《陈云文选》第3卷，第338页。 [43]《陈云文选》第3卷，第275页。 [44]《陈云文选》第3卷，第355—356页。 [45]《陈云文选》第1卷，第128页。 [46]《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352—353页。 [47]《陈云文选》第3卷，第355页。 [48]《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47—548、541页。 [49]《陈云文选》第1卷，第188页。 [50]《陈云文选》第3卷，第285页。 [51]《陈云文选》第1卷，第214、213页。 [52]《陈云文选》第3卷，第301页。 [53]《陈云文集》第3卷，第317、498—499页。 [54]《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306页。 [55]《陈云文选》第3卷，第359页。 [56]《陈云文选》第1卷，第271页。 [57]《陈云文选》第3卷，第274页。 [58]《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79页。 [59]《陈云文集》第3卷，第543—544页。 [60]《陈云文选》第3卷，第240页。 [61]《陈云文选》第3卷，第541、357页。 [62]《陈云文选》第3卷，第357、356页。 [63]《陈云文选》第3卷，第273页。 [64]《陈云文选》第1卷，第183页。 [65]《陈云文选》第1卷，第188页。 [66]《陈云文选》第1卷，第196页。 [67]《陈云文选》第1卷，第272页。 [68]《陈云文选》第2卷，第233页。 [69]《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352页。 [70]《陈云文选》第3卷，第352页。 [71]《陈云文选》第3卷，第363页。 [72]《陈云文集》第3卷，第543页。 [73]《陈云文选》第1卷，第297—298页。 [74]《陈云文选》第3卷，第356页。 [75]《陈云文选》第3卷，第352页。 [76]《陈云文集》第3卷，第543页。 [77]《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78]《陈云文选》第1卷，第396页。 [79]《论陈云》，第46页。 [80]《陈云文选》第3卷，第321页。 [81]《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6日。 [82]《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