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中日贸易问题上继续沿用前届美国政府的严格限制政策。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以顺利实施美国亚洲冷战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一种模糊性态度，没有坚决执行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然而，在1957年春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重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严重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更使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付出较大代价。
    关 键 词：冷战 艾森豪威尔政府 中日贸易 贸易禁运
    作者简介：邓峰，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杜宇荣，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项目助理。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推行僵硬的对华贸易禁运政策，严格管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并且还要求其他西方国家最大程度地限制其对华贸易关系的展开①。在其之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继续坚持该政策。然而，为了扶植日本经济、继而使日本成为美国亚洲冷战战略中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桥头堡，艾森豪威尔政府以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来看待与对华贸易管制政策休戚相关的中日贸易问题。随着日本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局势的变动，美国对中日贸易的限制呈现出一种由紧到松，再由松到紧的“马鞍形”态势：第一阶段，1953年初至1954年下半年，在甚嚣尘上的反共浪潮中奉行严格的禁运政策，只是偶尔作局部微调，且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严格限制对华贸易；第二阶段，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春季，当日本经济出现严重危机时，开始对中日贸易采取十分模糊的态度，对于如何严格执行美国对中日贸易的管制政策则举棋不定，因而对中日贸易关系的进展表现得不太敏感；第三阶段，1957年春季，根据国际局势变动而导致的对华政策的变化，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又复归到早期状态。正是由于美国对中日贸易管制的这种“马鞍形”态势，才使得日本和中国间的双边贸易在第一、第三阶段进展缓慢、甚至是止步不前，而在第二阶段却取得了较大进展。本文拟就上述三个阶段表现出的特征为线索展开讨论，重点考察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管制政策的演变轨迹以及美日中三国在此过程中的复杂博弈，以揭示美国冷战战略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影响。②
    一
    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初入主白宫后，沿用了杜鲁门当政时期美国对华严格的贸易禁运政策③。根据1953年4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的NSC148号文件，遏制中国是艾森豪威尔新政府亚洲冷战战略的既定目标④。相应地，中日贸易成为美国远东政策限制的对象。这与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政策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新政府的考虑更周全、更复杂。事实上，就在美国政府准备出台NSC148号文件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在讨论如何制定美国对日本的新经济政策。
    1953年4月2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就了NSC125/5号文件，其中专门对中日贸易作了详细规定。它的主旨思想就是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市场和资源，排斥中日贸易在日本经济复兴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文件首先夸大中日贸易发展所存在的阻力，指出这种贸易关系要想恢复到以前状况所存在的困难，“二战前，日本对中国大陆(包括满洲)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量的大约18％，从那儿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量的约25％。即使放松日本的战略贸易管制，这么大的贸易量能否得以恢复的确是个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日本战前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另外还因为只有把战略物资纳入中日贸易，共产党中国才会允许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不过，文件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中日贸易关系对日本经济复兴的作用，“假如解除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限制，那么在两到三年内，日中双方的贸易总额很可能会发展至4至6亿美元……中国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仅仅是作为天然资源的供应地，而且是日本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⑤正是由于看到这一点，华盛顿决策层非常担心，“日本和共产党中国贸易的发展将通过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战争资源，威胁美国战略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并且还将通过在市场和天然资源供应地方面依赖共产党中国，使日本在共产党压力面前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此，为了防止日本因发展对华贸易而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文件主张，“日本必须无限期地从美元区进口大量的资源，如大米、小麦、棉花和石油”，同时保持日本对自由世界、而不是对共产党中国的经济依赖。⑥
    当然，NSC125/5号文件还提出，“为了使日本不再在天然资源和市场方面依赖中国大陆，同时也为了给日本的经济成长提供一些机会”，日本应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以下几方面付出努力：第一，开发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从这些地区获得必需的食品和天然资源，以取代从美元区的进口，同时日本也能在这些地方为它的工业制成品找到不断扩大的市场；第二，逐渐进入美国及美元区其他国家的市场，包括由美国在关税和《买美国货法案》(Buy American Act)⑦上采取必要的和适当的行动，帮助日本实现此目标；第三，日本尽快加入关贸总协定，以全面撤除自由世界对日本产品设立的贸易障碍⑧。
    从NSC125/5号文件的相关内容，可以清晰地看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实施严格限制的政策。此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于1953年6月29日制定了NSC125/6号文件。它只是对NSC125/5号文件作了少量的修改。关于中日贸易问题，该文件重点强调了NSC125/5号文件中规定的内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为了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文件认为，“从长远看，日本的经济活力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这种活力将非常难以实现。日本和共产党中国之间不受限制的贸易根本就解决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尽管日本也许会从对华贸易中获得许多利益，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那些收益将不会大到足以使日本不再需要来自美国的大量直接或间接的援助”。⑨在中日贸易问题上NSC125/6号文件与NSC125/5号文件的一脉相承，表明美国严格限制中日贸易的目标没有改变。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严格管制政策，并不能阻遏日本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展中日贸易的强烈愿望。这种情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因为，第一，美军“特需”订货支撑下的日本经济随着朝鲜战事的平息亦开始衰退，日本产业界急需庞大的海外市场，而由于历史、地理的缘故，中国是最理想的贸易伙伴；第二，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特需”的恩惠并没有及于日本的中小企业，它们的经营业主一如既往地在寻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机会⑩。于是，日本国内出现了积极推动中日贸易发展的景象。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一签订，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于7月29日和30日通过了《促进中日贸易决议》，提出“政府应从速采取妥善的措施促进中日贸易，在当前，至少应将阻碍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限制放宽到西欧水平，并放宽旨在相互通商的出国限制”(11)。随后，由日本各党派和工商业界代表组成的规模庞大的通商视察团于9月下旬开始访问中国。
    在日本通商视察团访华期间，中国方面积极响应日方的友好行动，尽一切努力为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9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拥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专门谈到了中日贸易关系。他指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所谓‘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的说法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有无相通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它就愈加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日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它的广阔前途的”。(12)周恩来对中日贸易重要性的强调实际上表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并致力于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中国领导人关于中日贸易的精辟见解无疑令日方人士感到振奋。日本通商视察团经与中方协商，准备同中方签订新的贸易协定。10月29日，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缔结。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同意互设常驻对方的贸易代表机构。
    对此，美国方面感到十分不满。美国驻东京大使馆认为，中国常驻日本贸易机构的设立使得中日关系超越了贸易范畴而具有外交上的含义，政治后果严重。为了安抚美国人，日本外务省向美使馆官员承诺，它将不允许日本通商视察团在促进贸易的借口下将中国官员带入日本；贸易条约只是个民间协定，无论如何不表明日本政府对中国贸易代表的官方立场。(13)此外，鉴于在贸易协定规定的货物交换清单上甲类商品中仍然包含被禁运的战略物资，美日两国决定于10月30日在有关战后经济援助的联合声明中特意加上一句：“对中共贸易方面货物单的放宽应通过外交机构进行”(14)。它们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日本民间势力签署的缓和对华禁运的协定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
    尽管日本官方在美国人的压力下对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实施设置种种障碍，但是从日本本国的经济利益出发，在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缔结后，吉田政府还是明确表示欢迎。事实上，吉田茂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对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充满了很大期待。1954年，他曾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言论，主张利用对华贸易离间中苏关系。比如，他在意大利说，中国人和苏联人在性格上有很大的区别，对西方来说离间二者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进一步解释：“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不会甘愿忍受外国人的控制。中国人都有一种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们有强烈的排外情绪。从中国人的性格分析，我认为他们是蔑视苏联人的。”(15)基于这种想法，当有人问吉田“是否有关于中苏离间的具体方法”时，他说：“无论从一般常识还是中国人的国民性看，谁都不能说中国人跟‘算盘’合不来。中共不会不考虑如何获得在海外生活的一千万华侨的支持，他们也不会忘掉通过贸易获得实利的道理。然而，英美在对华政策上意见不一致。美国对中共实行遏制政策，而英国则承认了中共并与之进行贸易往来。我国则不能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任何政策合作。我认为我们应该用经济利益吸引中共，促进他们开放”。(16)吉田之所以抛出中苏离间论，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发展对华贸易而营造有利的环境。对吉田茂来说，中苏离间并不像他公开说的那样是“目的”，正相反它只是“手段”而已，对华贸易才是“目的”(17)。
    虽然日本政府继续追随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并严重影响了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但是，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还是实施了一部分。到1954年年底协定期满时，中日贸易实际成交额达到协定规定额的38.8％，其中中国输出是50.4％，日本输出是27.7％(18)。显然，与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5％)(19)相比，这次有较大进展。只是中日之间这种非常有限的贸易往来，对于朝鲜战争停火后日本糟糕的经济状况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当美军在日“特需”订货急剧减少时，日本经济开始持续衰退，继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日本的出口迅速萎缩，国际收支状况旋即恶化。到1953年底，日本的出口额只有1934年至1936年水平的1/3，还不到同年进口额的2/3(20)。其贸易赤字高达12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在1953年11月至1954年6月，短短的7个月间，便由21.4亿美元下跌至6亿美元(21)。当时日本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NSC125/5和NSC125/6号文件规定的复兴日本经济的措施显然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很快能对日本经济复兴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是使日本重返传统的中国市场。
    艾森豪威尔在上任伊始便对中日贸易持同情的看法。在他看来，杜鲁门时期遗留下来的出口管制观已经过时了。考虑到技术的进步和现代战争的性质，他相信战略物资和非战略物资之间的差别不再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美国对东西方贸易的管制也不再是冷战战略中合理的一环。他认为美国应当鼓励、而非阻碍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从而既有利于促进盟国的经济发展，又有可能把苏联的仆从国争取过来。为此，他提醒其内阁高官们注意，贸易就是“掌握在现代外交官手中的最佳武器”。(22)基于这种独特的东西方贸易观，艾森豪威尔就中日贸易的前景得出结论：同中国的贸易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能满足日本人民的需要，并稳定它的经济。他指出，日本在二战中的败降已经使其彻底丧失了原先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市场及天然资源。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美国应允许日本和中国从事一定数额的贸易。(23)
    然而，美国总统的这种中日贸易观遭到政府内部反华势力的强烈反对。其中，国务卿杜勒斯表现得最突出。他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恢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日本和中国东北之间的联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应努力支持和鼓励日本发展与菲律宾、马来亚等东南亚诸国的贸易。他还回顾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控制中国大陆部分地区的历史，主张美国从中吸取教训，拓展日本和“其他亚洲自由国家”间的贸易关系，以便至少能作为中日贸易的“临时替代者”。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担心，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依赖共产党中国，那么它也许就不会成为西方的一个忠实盟友。在他看来，对中国的这种依赖将为中共提供一个控制日本的可怕的俱乐部。(24)这些内阁官员们其实就是担心中日贸易的发展将会破坏美国对华发动总体经济战的最终效果。既然美国对华贸易禁运的终极目的是使中国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在政治上瓦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那么对中日贸易的严格限制便是其必然选择之一。
    鉴于反对中日贸易的势力过于强大，再加之麦卡锡主义的猖獗和国会浓烈的反共情绪，艾森豪威尔的中日贸易观很难转化成具体的对外政策并付诸实施。直到日本出现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时，缓和日本对华贸易管制的意见才引起美国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二
    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日本的经济问题。一年前出台的NSC125/5号文件提出，“日本在战后由于经济状况的恶化和生活标准的降低，已成为共产主义颠覆的肥沃土壤”(25)。显然，日本出现经济和政治上的混乱，会严重影响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实施。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前届政府的战略思维是一致的，即日本国内的政治稳定和一个亲西方、亲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立的日本，对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出于此种考虑，必须帮助日本尽快克服其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困难。
    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中，发展日本—东南亚关系、特别是推动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既定方针(26)。但为了帮助日本迅速摆脱经济困境，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得不详细讨论如何有限度地发展中日贸易关系，只不过，多次讨论均无具体结果。因此，其对中日贸易的态度才表现出模糊性的特征：一方面为复兴日本经济而期待中日贸易关系取得进展；另一方面为遏制中国而担心依赖中国资源和市场的日本很容易被中国所支配。尤其是对中日贸易期待的特征，在日本经济恶化后开始表现得更强烈、更明显。
    1954年8月6日，在一次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认为除非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否则任何单一的措施都不能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他提议美国应鼓励日本与其共产党邻居开展一些贸易，并且这将在铁幕后对共产主义造成不利的影响。当然，他说这些贸易都必须得到严密的监视。(27)这次会议虽无果而终，但反映了美国决策层不得不对中日贸易有所重视。此后，鉴于日本严重的国际收支状况，9月初开始的台海危机对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政策的影响亦没有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强化对中日贸易的管制。由于对日本的经济困境怀有深深的焦虑感，美国最高决策层依然经常探讨有关发展中日贸易可能性的诸问题。
    在12月1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完全切断盟国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那么美国怎样才能帮助那些像日本一样在经济上依赖贸易的国家呢？美国能向它们提供足够的资助来避免其经济崩溃吗？他指出，英国有5200万人口，日本有8500万，这些国家依靠贸易生存。美国已表明无法扩大与它们的贸易。政府每次要求国会降低关税都从国会议员那里招惹出新的提高关税的动议。艾森豪威尔表示担心，如果不允许像日本那样的国家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它们很可能不得不投靠苏联集团。这意味着共产党国家发动战争的能力将会得到大大增强。(28)显而易见，他借谈论东西方贸易问题间接地涉及中日贸易，对严格管制日本对华贸易也许会带来的政治后果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12月9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28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再一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要求与会者讨论，鼓励日本向中国华北和东北出口大量的日用消费品将最终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需要针对这一问题的情报分析。他还说：“考虑到美国当前的政治气氛，美国自己必须维持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禁运。”接着他反问，“这种情况也适用于日本吗？”杜勒斯等人难以给出令其满意的答案。他敦促杜勒斯尽快就这些问题进行研究，而不要考虑在鼓励中日贸易的政策中存在的某些风险。对于自己的所为，艾森豪威尔不无得意地说：“如果我们能够使美国人民意识到恢复日本和中国的传统贸易对日本而言是绝对需要的事情，那么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毕竟，贸易在外交官手中是最有用的武器。”(29)
    在讨论中日贸易问题的过程中，美国国务院是政府内部积极反对放松日本对华贸易禁运的最活跃的一股势力。它主要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否定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在1955年年初，国务院提出，日本人“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达到战前水平的任何希望都是一种幻想。对日本来说，把共产党中国作为天然资源的来源地是很危险的，因为共产党的贸易政策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其目的就是要分化自由世界”。它还认为，同共产党中国的越来越多的贸易联系，“可能会对美国和日本、南朝鲜、台湾等盟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必将极大地阻碍日本通过赔偿、经济开发计划及拓展贸易来强化同东南亚等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30)当然，杜勒斯也曾强调，即使放松或取消当前的管制，日本人也不可能从中日贸易的增长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即便如此，他不得不承认日本人憎恨美国人，因为是美国的压力导致了对中日贸易的那些管制。(31)由此看来，艾森豪威尔内阁中最坚决反对中日贸易关系发展的国务卿亦开始考虑，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僵硬的贸易管制政策，那么日美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进入1955年，中日贸易仍然是华盛顿决策层讨论的热点问题。4月7日，在第244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提出：“我们必须给日本更多的帮助，用以改善它的经济状况。日本消费品和共产党中国货物间一定数额的交易也许会有助于解决日本的问题”。他还指出，除非“日本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是绝对有害的这种看法”完全站得住脚，否则美国不能“继续忽视日本提出的和中共通商的明显要求”。(32)尽管在会后出台的NSC5516/1号文件与NSC125/5、NSC125/6号文件一样，对中日贸易的政策目标基本维持不变，即继续保持日本对华出口的现行管制标准避免日本在必需的食品、天然资源以及出口市场方面依赖中国等共产党地区(33)。然而，艾森豪威尔内阁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依然没有任何变化。在此方面，国务卿杜勒斯的表现最耐人寻味。
    杜勒斯认为，苏联集团国家是通过发动经济攻势拉拢日本，使其远离西方阵营，最终通过缔结经贸协定而赢得日本。同时，由于担心日本社会内部日益出现的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压力，以及中立主义势力的崛起，他赞同美国不能使日本人在中日贸易中长期地维持现存的贸易管制标准。(34)一方面，杜勒斯在1955年8月底同日本外相重光葵会谈时表示，美国不打算放宽对华贸易管制的标准，因为考虑到“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比较贫穷，不会有太多的物资用于出口，尤其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牺牲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商品和日本交换”，所以即使缓和对华管制，也不会给日本带来经济上的重大收益(35)。这反映出杜勒斯为防止日本依赖对华贸易而故意贬低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在1956年3月下旬同日本首相鸠山会谈时，承认中日贸易还是很重要的。他说已注意到日本和中国大陆间贸易关系的发展。这使日本获得了它想要的货物。他还认为，这种贸易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意经常检视美国对华出口禁运商品清单，从而希望能够帮助美国的朋友——日本。不过，他不准备让中国获得能使其实力取得更大增长的物资。(36)这说明，杜勒斯对中日贸易也抱有某种期待，而且没有让美国驻日外交机构强行干涉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
    此外，在1955年12月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商务部长威克斯说：“假如放松贸易管制，日本将会对同中国的贸易兴奋不已”。杜勒斯当即表示同意，并且补充道：“美国应主要关注日本对(贸易管制)问题的反应。”(37)这显然表明国务卿看到了对华贸易对日本的重要性。甚至美国驻日大使约翰·艾利逊也非常看好中日贸易的发展前景。据他预测，如果强加于日本的对华贸易管制水平下降至对苏联的管制程度，那么中日贸易额每年将增长大约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将超过除了巴基斯坦外日本在1952年和任何一个国家间的贸易数额。(38)与此同时，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应当允许日本发展对华贸易。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82次会议上提出，既然中日贸易互补性的特点十分显著，那么这两个国家也许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而且会使其贸易计划实行得很好。因此，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的事情也许就是许可日本人努力增加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量”。(39)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尤其是，这种态度中表现比较明显的对中日贸易的期待，固然出自于其对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局势不稳的担心，但同时与国内不少利益集团要求缓和对中日贸易管制的活动休戚相关。事实上，中日贸易问题涉及日美贸易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内不少利益集团的经济收益。如果严格管制中日贸易，势必使日本廉价工业品的出口方向主要对准美国市场。一旦大量的日本商品涌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许多产业部门都要受到冲击，经济利益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这种情况在1955年已经发生过。当时价格低廉的日本棉制品全部集中出口到美国，出口记录比1954年激增近3倍，使美国棉纺业界的损失惨重。(40)所以，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许多利益集团推动政府放松对中日贸易的管制，以便把日本产品引向庞大的中国市场。在这方面，美国南方的纺织业集团表现得最积极。他们的努力使得一大批参议员开始公开赞成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如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认为美国对其盟国和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限制得太多。他在1955年6月11日呼吁应大规模地扩大日本和中国间的贸易。(41)
    毋庸置疑，美国国会对中日贸易态度的变化助推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态度。客观地说，这种态度的确为日本发展对华贸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美国对中日间频繁的贸易接触表现得不怎么敏感，要求日本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压力随之变小。1955年3月29日，应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邀请，新中国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访日。经过一系列谈判，中日双方于5月4日在东京缔结了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对于日方在协定最关键的甲类物资清单上开列的都是遭到禁运的商品，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认为协定规定的该项内容不可能得以充分的实施，所以他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任何异议。不过，让他最烦恼的是协定所具有的政治含义。(42)因为协定第十条明确规定：双方“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机构；中国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东京设置，日本方面的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在北京设置；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代表机构的人员享有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双方并同意努力促其尽早实现”。(43)
    美国国务院担心，通过设置常驻商务代表，日本政府最终会在事实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鉴于现存东西方多边贸易管制协议并没有专门禁止外国商务代表的进驻，国务卿杜勒斯不得不作出结论：美国不能在法律上迫使东京放弃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第十条。他指示艾利逊，在“友好忠告的层次”上向日本政府传递华盛顿不赞成该条款的信息。直到1957年春季，在中日双方打算讨论缔结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之际，美国方面也没有积极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以取消该条款。(44)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中日双方的不懈努力，使得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情况良好。在协定执行的第一年，完成了协定规定的输出入总额的67.2％，中国输出是92.45％，日本输出是42.4％；该协定延长一年后，完成了77.67％，中国输出是72.92％，日本输出是82.43％(45)。在此期间，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出现战后以来最顺利的局面(46)。就此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无疑是对美国自杜鲁门时期就精心设计的对华经济遏制包围战略的一种讽刺。
    三
    1956年末东欧爆发波匈事件后，美国调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政策，对华政策亦从中美大使级会谈以来的稍有松动转变为重新趋于强硬。接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酝酿如何继续维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1957年3月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题为《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NSC5704/1号文件。其设定的总体目标是“防止中苏集团战争潜力的发展，并破坏该集团内部的团结”。为此，美国“应当支持自由世界目前在贸易管制领域中的共同协定”，“应当避免，且尽力使其他友好国家也避免过分依赖作为市场或原料供应地的中苏集团；鼓励自由世界的国家抵制中苏集团的经济渗透”。针对中国，该文件专门强调，“保持目前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单方面的进出口和金融管制水平”，“尽力维持对共产党中国有效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管制比对苏联集团其他国家的要更严格”。此外，文件还详细规定了对华禁运的物品数目。(47)
    NSC5704/1号文件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即为了贯彻遏制战略，严格保持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禁运，防止他们利用贸易往来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不良影响。当然，文件中“自由世界的国家”包括日本，并且它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所以，对中日贸易的政策自然按照文件规定的内容执行。实际上，文件还表明，美国此时已复归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早期对中日贸易的态度，避免日本依赖中国的资源和市场，严格限制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中日贸易的模糊性态度随之消失殆尽。此后，东亚局势的变化使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保持严格的对华贸易管制政策。
    1957年春季，美国不断表现出对华强硬的态势。5月，美军公然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增强了国民党当局的防卫和进攻能力，致使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的气焰一度十分嚣张。此外，从4月初至6月底，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除在一系列公开场合散播反华言论外，还表示要把美国的军事防御范围由台湾本岛扩大到金门、马祖等靠近中国大陆的沿海岛屿，强化对华遏制政策。尤其是在美国人的怂恿下，国民党军队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不断增加兵力。面对这种形势，中国政府不得不适当调整对美政策，从争取和平协商到加强对美斗争，对美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计划大规模炮击金门的重大举措(48)。于是，台湾海峡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在海峡两岸紧张对立的气氛下，美国依据NSC5704/1号文件，继续严格执行对华贸易管制政策，同时要求巴统各成员国维持“中国差别”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别要求日本在巴统中国委员会配合它继续实施“中国差别”政策，并支持它反对其他成员国废除“中国差别”的行动。(49)因为1955年底以英国、法国为首的巴统成员国呼吁取消“中国差别”，到1957年春季，该呼声越来越高涨，英国率先行动，废除“中国差别”，放宽对华贸易管制水平，继而巴统其他成员国也效仿行事，(50)但日本一直十分谨慎地保持着与英国人的距离，首相岸信介不仅称英国单方面的行动令人遗憾，而且向美国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保证，“日本在最近的将来不会采取像英国那样的过激措施”(51)。其实，日本人表面上支持美国的行为并不代表其真实的想法。在岸信介领导下的日本新一届政府对此事的考虑相当复杂。
    一方面，岸信介把亲美外交政策、服从美国冷战战略的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52)，把同中日贸易有关的经济利益置于第二位，所以他不会为了发展中日贸易而惹美国人不高兴；另一方面，英国等西欧国家通过抛弃“中国差别”，要把日本从中国大陆市场排挤出去，这一危险的前景使岸信介内阁在国内面临相当大的政治压力——包括来自社会党人、保守党人、商贸界、产业界和劳工界的各行各业(all walks of life)的压力(53)。岸信介认为，日本公共舆论和商贸界对英国人的单独行动表示“强烈同情和支持”，这让日本政府很难无限期地维持“中国差别”，所以希望美国人同意日本也废除“中国差别”，以便帮助他缓解在国内遭遇的政治压力(54)。此外，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内防止团结一致的社会党人的攻击。为了阻止日本社会党在对华贸易及其他有关中国问题上攻击自民党——这是日本所有亲美政治家的软肋，岸信介需要华盛顿赞同日本取消“中国差别”，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55)出于这些考虑，同时为了给1958年上半年的大选营造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环境，岸信介决定访问美国，力争美国人许可日本废除“中国差别”。
    1957年6月19日至21日，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等人抵达华盛顿，对美国开始正式访问。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岸信介专门提出中日贸易的问题。他指出，由于“日本和中国有着地理和历史上的关系”，加之“日本的人口问题”，使得“日本人民渴望发展对华贸易”。这句话实际已经向美国总统表明，在对华贸易一事上，他在国内面临来自“日本人民”的压力。同时，他进一步明确提出，鉴于“英国已废除中国差别”，并且“巴统中国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国正追随英国的领导，废止该差别”，那么“日本也支持这种措施”。(56)
    岸信介的意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总统的共鸣。此时艾森豪威尔对中日贸易的看法已经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日本经济处于极糟糕的境地时，他对缓慢发展的中日贸易持十分同情的态度，可是现在，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57)，他则强调东南亚在日本经济复兴中的作用，鼓励日本同该地区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而不赞成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艾森豪威尔先对岸信介指出中日贸易对日本益处不大：“尽管我们完全理解日本需要和红色中国通商，但红色中国仅有有限的外汇和支付出口的能力，取消中国差别将只会导致在对华贸易中出现交易物资种类的变化，而不会有数量的变动。共产党中国将会用其有限的资金去购买更多的军事物资，日本的总体收益不会增加。”他强调：“我们的资金不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支持对东南亚经济援助的任何一个计划，因为它们都是既现实又切实可行的。”言外之意，日本只有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往来，才可能获得美国的资金。不过，美国总统也不想让日本首相太失望。他说：“我们理解日本必须(在对华贸易中)保持对英格兰的竞争地位，认识到日本现在需要这么做。”他表示随后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58)
    接下来，岸信介和杜勒斯国务卿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冗长的会谈。岸信介再次提出中日贸易问题。他说：“对华贸易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日本期待这种贸易能有合理的增长。”然而，为了让美国人放心，他保证，在日中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日本政府不打算承认共产党中国或与共产党中国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日本首相也向美国人施加压力。他提出：“中日之间有着某种‘历史和地理的联系’，日本绝对有必要拓展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及经济关系。”他还明确要求取消“中国差别”贸易管制，并且对美国国务卿说：“事情已经发展到废除该差别的地步了”。(59)
    对于岸信介软中带硬的话语，杜勒斯首先说：“美国一直认识到日本应该与共产党中国开展适当的贸易，无论是使中国作为日本天然资源的来源地，还是成为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不过，这位国务卿话锋一转，指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忧虑之处，“美国主要关心的是这种贸易也许会迅速增强共产党中国的战争潜力。目前中国的军事工业仍处于婴儿阶段，并且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提供军事和战备用品。一旦中国获得了独立的战争资源供给地，那么这一地区的战争风险就会大大增加。”(60)其次，杜勒斯强调了美国反对中日贸易的理由。他说：美国认为日中之间的贸易总量将不会增加，因为共产党中国能够获得的外汇金额不大，显然中共当局将利用他们得到的有限外汇额，尽可能地购买像机床和电子设备那样的具有高度战略重要性的商品。美国坚信，对中国大量出口这些商品必将极大地增强其战争潜力。再次，杜勒斯对日本首相提出的废除“中国差别”的要求显得无可奈何。他在谈到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取消“中国差别”的行动时说，美国意识到，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接受已不被其他贸易国所接受的出口限制，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日本一定要和共产党中国发展贸易关系，那么它不能出口战略物资。(61)这就已经表明美国同意日本放弃“中国差别”。事实上，在此方面，美国人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岸信介抵达华盛顿的前一天，杜勒斯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关于中日贸易问题，美国没办法阻拦日本人步英国人的后尘，因为日本人会说由于需要在对华贸易中保持竞争地位，因而必须追随英国人(62)。
    在访美归国后不到一个月，7月16日，岸信介便宣布日本废除“中国差别”，把对华出口管制标准下降到和对苏联东欧国家同一标准。在巴统成员国纷纷废除“中国差别”的既成事实下，美国只得对日本的行为保持一种无可奈何的默认态度。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中日贸易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用国务卿杜勒斯的话来说，美国像对待恶魔那样来反对中日贸易。(63)此后，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力图使这些国家在贸易领域的政策无效。其中，美国打算利用对日本的投资作为筹码，逼迫日本政府重新严格管制对华贸易。只是美国驻日大使馆极力反对，认为这有损美国人在日本的形象，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敌对反应。美国不得不放弃该计划。(64)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善罢甘休，想尽一切努力，重新使巴统各成员国恢复其联合对华实施的严格贸易管制政策。这一政策在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NSC5704/3号文件上表现得最显著。该文件和前述NSC5704/1号文件之间的唯一差别就是，承认在对华贸易多边管制已消失的情况下，制定新的政策、采取新的措施：“为了在自由世界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中尽力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美国应当同其他国家举行双边谈判”，使单个国家而非多边组织更充分地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继续威胁自由世界”的事实，然后，“美国在比多边管制更严格的水平上，鼓励自由世界的单个国家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单方面贸易管制”(65)。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确定，根据已发生变化的对华禁运形势，利用双边谈判，在交涉中对每一国单独施加压力，以使其强化对华贸易管制水平，在事实上恢复“中国差别”。NSC5704/3号文件中设定的这种新政策被间接地应用于中日贸易关系上。
    9月23日，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访美。在同杜勒斯会谈时，藤山先谈到日本的许多小商社强烈渴望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并提出，“日本政府现在正在考虑授予中共贸易代表进驻日本的许可权。政府的目的是防止左派人士和共产党人作为中间人卷入贸易当中，同时防止他们以对日本不利的方式来操纵贸易。”他还说，日本政府正设想由日本商人和中国国际进出口公司驻日代表进行直接交易，以取代不得不通过地方左派中间人进行交易的方式。藤山解释说：“日本人相信这种方式将把贸易纳入纯粹通商的渠道，排除政治上的因素介入。他们感觉，这是把日本发展和共产党中国贸易关系的强烈要求引入恰当渠道的最切实可行的办法，但不会导致(对中国的)政治承认。”(66)藤山的意见令杜勒斯很恼火。他警告说：“如果日本人打算在中国大陆开设正常的贸易办事机构，那么他们将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日本的)小商人将不会获利，因为共产党人不会和小商社做买卖。他们喜欢像电子设备之类的商品。政治稳定将比商业利益更重要。”他认识到日本人会在其计划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仍然劝说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他强调，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间贸易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且实际上美国支持并鼓励日本人提出的在经济上开发东南亚的想法。(67)显而易见，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烈反对日本发展对华贸易，而且还夸大那样做的负面后果。其用意无非是向日本人施加压力，阻挠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进而达到强化对华贸易禁运的实际效果。
    鉴于岸信介政府大力推行亲美政策，美国人的态度对9月下旬开始进行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在亲美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政府不断地给贸易谈判设置障碍。它先是企图强迫中国商务代表入境时留下指纹，继而又用限制商务代表机构人数的办法进行刁难，最后拒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有悬挂国旗的权利。但是，中方谈判代表依据合理的事实和道理坚持斗争。经过长达数月的艰苦谈判，1958年3月5日，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终于在北京正式签订。
    该协定除对双方交易总额、商品分类、商品检验、运输和仲裁等事项予以规定之外，还在协定备忘录中规定：双方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对方商务代表机构及其所属人员的安全、双方商务代表机构所属人员及家属免按指纹、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等具体事项(68)。这些规定本来是双方开展正常的贸易往来所必需的当然权利。然而，美国和台湾当局均认为其中包含着浓烈的政治意味，表明日本事实上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民党政权的强烈抗议下，美国以调解日台争端为由，频频向日本施加压力。3月下旬，在杜勒斯的指示下，美驻日大使麦克阿瑟二世警告日本外相藤山：日本政府应该停止躲避由中日贸易只是民间协商的事情所引发的问题了；中共政权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官方的和政治上的。与此同时，杜勒斯提出：日本人必须从战前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帝国梦中醒过来；同“中华民国”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使(日台间的)经济联盟继续发展下去是“自由世界”的最佳利益所在。(69)
    3月28日，美联社透露美国政府已向台北和东京表明美国对中国商务代表机构有权悬挂国旗表示忧虑。4月1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同日本驻美大使潮海浩一郎就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问题举行秘密会谈，意在使日本屈从美国的压力。果然，美国国务院的反华立场很快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安抚美国和台湾当局，日本政府迅速对美国和台湾的抗议作出反应。外相藤山训令重开日台贸易谈判，并申明，贸易协定属私人性质，与日本承认中国无关，中国代表在日本没有外交官身份，受日本的法律管辖。岸信介在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中表示：“日本没有承认北京政府的意思，按照日本的国内法，不能阻止悬挂中国国旗，但并不承认悬挂国旗是一种权利。”(70)4月9日，日本政府明确表态：“现在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无意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具有官方的特权地位”；“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71)对于日本官方的蛮横态度，中国方面很快宣布，在日本政府为中日贸易设置的障碍没有扫除以前，协定无法实施。(72)至此，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暂时中止。
    5月2日，在日本长崎又发生了两名右翼暴徒扯下中国展览会会场上的国旗事件。岸信介政权不仅消极对待之，而且包庇并释放肇事暴徒。为维护国家尊严，中国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停止一切对日贸易活动和其他交流。中日贸易关系全面中断。
    本来中日贸易关系可以借1957年7月日本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之机而取得相当大的进展。此外，虽然岸信介本人并不认为中日贸易关系对日本的经济复兴具关键性的作用(73)，但在国内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日本政府打算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只是岸信介内阁顽固推行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对其大力支持，导致它在政治问题上严重冒犯中国。政治因素反过来必然对经济关系造成影响，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中日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相应地，亟待振兴经济的日本亦不得不为此而付出较大代价。事实表明，日本政府只有放弃严重亲美的外交政策，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积极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关系，日本一片凋零的经济才有不断复兴和长足发展的强劲之源。
    注释：
    ①关于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如何实施对华经济战，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如陶文钊撰写的文章：《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第二部分“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张曙光：《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和中苏联盟，1949—1963年》第二章“实施对华禁运”(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②关于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中日贸易政策的研究，以往学术界要么从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角度简单地提及一些，如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统、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五章“巴统缓和对苏联、东欧的贸易管制与‘中国差别’问题”，陶文钊的《禁运与反禁运：五十年代中美关系中的一场严重斗争》第五部分“艾森豪威尔任内”；要么以日美有关中国问题的政治纠纷为核心附带着论述，如，Warren Cohen, "China i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Akira Iriye & Warren Cohen edited, The United States & Japan in the Postwar World,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9; 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揭示出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政策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③参见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④Note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Lay), NSC148, April 6, 1953,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以下简称FRUS), 1952—1954,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Vol. XII, Par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p. 285—289.
    ⑤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China and Japan, Vol. XIV, p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1414.
    ⑥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14.
    ⑦《买美国货法案》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法案，规定美国的政府采购优先选择国产品而不是进口品。
    ⑧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p. 1414—1415.
    ⑨Note to the Acting Executive Secretary (Gleason)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June 29,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49.
    ⑩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6—157页。
    (11)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第13—14页。
    (1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13)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p. 229, 231.
    (14)［日］吉泽清次郎：《战后日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6页。
    (15)［日］《外务省外交资料》第6卷，第399页，转引自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
    (16)［日］《外务省外交资料》第6卷，第401—402页，转引自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17页。
    (17)廉德瑰：《美国与中日关系的演变》，第123页。
    (18)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160页。
    (19)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8页。
    (20)［美］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3页。
    (21)Tatsuro Uchino, translated by Mark A. Harbison, Japan's Postwar Economy: An Insider's View of Its History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Kodansha International LTD., 1983, p. 77.
    (22)Forland, Tor Egil, "Selling Firearms to the Indians: Eisenhower's Export Control Policy, 1953—1954", Diplomatic History, Spring 1991, pp. 227—230.
    (23)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07.
    (2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8, 1953,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p. 1407—1408.
    (25)Editorial Note, NSC125/5,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415.
    (26)邓峰：《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1948—1955年》博士论文(2002年3月)，第31—39页，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27)Minutes of Cabinet Meeting, August 6,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693.
    (2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1,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1, p. 975.
    (29)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797.
    (30)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Japan, January 10, 1955, FRUS, 1955—1957, Japan,Vol. XXIII, pt. 1,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pp. 5—6.
    (31)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28[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9, 1954, FRUS, 1952—1954, Vol. XIV, pt. 2, p. 1797.
    (32)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4[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pril 7,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6.
    (33)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NSC5516/1, April 9,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61.
    (34)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amp David, Maryland, December 8,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II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p. 209.
    (35)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31, 1955,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13.
    (36)MemorandumofaConversation, Tokyo, March 19,1956,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68.
    (37)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ecember 22, 1955, FRUS, 1955—1957, China, Vol. III, p. 227.
    (38)Shimizu Sayuri,"Creating People of Plenty", Cornell University, 1991, Ph. D. dissertation, pp. 66—67.
    (39)Editorial Note,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175.
    (40)日本通产省编：《日本通商产业政策史》第6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574页。
    (4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8, 1955, FRUS, 1955—1957, Foreign Aid and Economic Defense Policy, Vol. X,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p. 238.
    (42)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 235.
    (43)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08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1955年)第4集，法律出版社，1956年，第259页。
    (44)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Fall 1995, pp. 237—238.
    (45)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189页。
    (46)参见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第3章第7节“经济交流的高峰：技术交流与长期钢铁贸易协议”。
    (47)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NSC5704/1, March 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p. 428—431.
    (4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80—582页。
    (49)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49;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0)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
    (51)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p. 473—474.
    (52)对岸信介亲美外交政策的研究，参见宋成有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47—153页。
    (53)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4)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74.
    (55)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Japa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6,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54.
    (56)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June 19,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73.
    (57)1955年至1957年上半年，在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的推动下，日本出现了战后第一次经济高涨，在日本经济史上被称为“神武繁荣”。日本工矿业生产、出口和外汇储备都有很大的增长，重工业、化学工业的发展逐渐走上正轨。1956年出口比1955年增长了23.6％，进口增长了26.8％，1957年出口比1956年增长了15.0％，进口则增长了24.6％。参见郑励志、陈建安主编：《战后日本对外贸易》，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40页；金明善、宋绍英、孙执中：《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141页。
    (58)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hite House, June 19,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75.
    (59)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99.
    (60)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p. 400. 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Secretary of State Dulles and Prime Minister Kishi, Department of State,June 20,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p. 401.
    (62)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White House, June 18,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360.
    (63)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June 21,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08.
    (64)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Commerce(Kearns)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Randall), July 7, 1958, FRUS, 1958—1960,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 IV,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p.723—724.
    (65)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eptember 12,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 p. 49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aper, NSC5704/3, September 16, 1957, FRUS,1955—1957, Vol. X, p. 496.
    (66)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3,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96.
    (67)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 Secretary Dulles' Office,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23, 1957, FRUS, 1955—1957, Vol. XXIII, pt. 1, p. 499.
    (68)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44-347页。
    (69)Sayuri Shimizu, "Perennial Anxiety: Japan-U. S. Controversy over Recognition of the PRC, 1952-1958",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Fall 1995, p. 246.
    (70)转引自[日]正村公宏：《战后日本经济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7页。
    (71)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60－361页。
    (72)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件集》，第360页。
    (73)岸信介：《官场政界六十年——岸信介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35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