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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历史”概念由澳大利亚学者大卫·克里斯蒂安首次提出，意指从宏观的角度探究过去。学者认为，大历史研究与中国传统的“究天人之际”思想相呼应，研究前景广阔。 一个跨学科的新视角 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孙岳介绍，“大历史”概念的提出背景并不复杂。1988年，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历史该从何时讲起”的问题。克里斯蒂安主张“从最初讲起”。但何为“最初”？是猿转变成人的一刻，还是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球形成的时刻？抑或137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克里斯蒂安选择将宇宙“大爆炸”作为大历史叙述的起点。1991年，克里斯蒂安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大历史”概念；2004年，其经典著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出版，大历史研究由此方兴未艾。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表示，在大历史研究提出的时期，学术分工愈来愈细，大量的社会科学方法被机械地引入史学研究。“大历史研究的提出，是呼吁重新重视整体研究，以及整体与部分的关联性。”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刘耀辉认为，碳十四测年技术、DNA的发现、板块构造理论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大历史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全球化及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则促进了大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兴起。 “当时史学家基本上都关注人类史，而且各学科间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也障碍重重。”刘耀辉评价说，由于大量吸收了科学史的成果，大历史研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方向。 大历史研究区别于 布罗代尔“长时段”概念 近些年反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历史学应重回长时段研究”的呼声渐起。 “大历史研究被视为以往宏大历史叙事的一种延续。”刘耀辉表示，克里斯蒂安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影响。在克里斯蒂安2005年所写的文章《宏观史学》中，他赞同性地引入了布罗代尔看待历史的宏大视野。此外，其主要著作《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也把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列为参考书之一。 刘耀辉认为，大历史研究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研究一样，都要求史学工作者抛弃狭隘的思维，改变风格和态度，重新审视历史时间概念。大历史研究所使用的时间尺度包含长时段，但回溯得更远，并在科学的基础上讲述万物生成和文明演进。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仅涉及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大历史研究是从宇宙自然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的历史。”李雪涛补充说。 在孙岳看来，“大历史”不只是为了所谓长时段，而是从最早的宇宙“大爆炸”讲起的，大历史研究是在追根溯源中发现历史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导致“大历史”围绕八个节点展开：宇宙大爆炸，星系的形成和最初化学元素的形成，太阳、太阳系和地球的生成，生命的诞生，人类的出现，农业文明及早期城市，国家的兴起，通向现代性的突破。 孙岳认为，大历史研究诚然要探究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但其关注点却在整体中见个体，个体要置于整体演化的大框架之中，比如将人类史置于生命史、地球史、宇宙史之中加以叙述。 中国学者已开展 跨学科大历史研究 “人类历史当前正进入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在此背景下，人们自会产生‘如何理解世界变迁’、‘当下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快’、‘人类应该怎样应对’等疑问。”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新成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回顾历史。因此，探讨“人类常规”、追究“人类社会变迁的方式和原因”、“认识、描述、理解世界范围的变化”，就构成了“大历史”论著的共同宗旨。 一部分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孙岳介绍，山东大学教授齐涛、马新在完全没有接触“大历史”之前，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连接“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跨学科大历史研究，并得出有关“大洪水与中国文明的发生”的新结论。他们的相关研究始于大约30年前，早于西方的“大历史”概念的正式问世。 孙岳认为，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究天人之际”传统，不少中国学者参与大历史研究是颇为自觉的。刘耀辉认为，与世界史研究相比，大历史研究在时间回溯上更久远，而且超出了传统历史学学科的概念与方法。“大历史”的视角、主题和模式，也在补充和丰富着世界史研究。学者认为，气候变化问题、人口过剩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匮乏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战争威胁问题……这些都超出了现有“专业”史学家的视野，甚至出现了史学家在重大问题面前的失语，进而“让位于”气候学家或经济学家。由此观之，大历史研究朝向扭转这一被动局面的努力非常可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