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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之剑?国王之剑?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 周立红 参加讨论

    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法王堂弟、新教希望所在、年轻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婚礼。天主教公主与新教(在法国又称胡格诺教)首领的这场婚礼,出于一场深谋远虑的政治安排,旨在促成宗教战争中敌对两派和解。然而几天后,也就是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之夜,婚礼演变成一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从巴黎蔓延至法国多个城市,造成上万人死亡。
     
    法国著名16世纪史专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君主制的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人们认识到建立在三级会议基础上的契约君主制在宗教分裂时隐患重重,绝对君主制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与此同时,君主在国家危在旦夕时采取的有违伦理与一般法的特殊措施则具有了正当理由,这预示着日后将君主人身神圣化的趋势,之后终于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阴谋论?分歧论?
    婚礼缘何突然转变为大屠杀?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两种解释:一种是“阴谋论”,认为8月18日举行婚礼是为了把大批新教徒引至巴黎一网打尽,这场阴谋可能由国王实施,也可能由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吉斯家族执行。另一种是“分歧论”,认为屠杀起因于查理九世与母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意见分歧,国王想实现和解,而母后则使用了阴险手段。
    该书作者试图重建整个事件的因果链条。第一个疑点是:谁在8月22日刺伤了新教海军上将科里尼?科里尼和同伴指控吉斯家族,也有人说是国王听信母后谗言下此毒手。全书对含糊其辞甚至自相矛盾的原始资料条分缕析,得出如下结论:国王不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刺杀科里尼。科里尼被刺后,国王的反应也证实了这点:他下令成立一个由巴黎高等法院院长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保证严惩凶手,并要求各地总督遵守和平敕令。作者据此推测,凶手更可能是巴黎普通的天主教徒,因为他们对新教徒恨之入骨,难以理解国王对新教领袖的友好举措,所以要刺杀科里尼。
    既然如此,国王为何次日又改变主意,在御前会议下令除掉科里尼及其他新教首领呢?书中的解释是:国王虽然苦心孤诣地促进两派和解,但对新教徒始终心怀猜忌,因为咄咄逼人的科里尼经常不把国王放在眼里。8月22日科里尼遇袭受伤,他的女婿泰里尼要求国王主持正义,并表示如果国王做不到这一点,他岳父的朋友们将自行伸张正义。更有甚者,科里尼的同伙竟然密谋在次日当着君主的面杀死吉斯公爵。国王压在心底多年的不满骤然爆发,遂决定在新教徒密谋造反前先下手为强。看来,这场屠杀并不是事先密谋好的,而是国王在局势逼迫下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巴黎市民的大屠杀?
    如若国王是在情急之下的“正当防卫”,那么为什么不在杀了新教首领后适可而止,反而造成更多无辜平民的死亡呢?作者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不止一场,而是两场。国王根据8月23日晚御前会议的决定,处决图谋叛乱的胡格诺派领袖,这是第一场。紧接着,巴黎天主教徒自发行动起来,屠杀全城新教徒,这是第二场大屠杀,其以残忍和血腥被载入史册。
    科里尼遇刺后,他的朋友聚集在其住所周围,这一举动被巴黎狂热天主教徒无限放大,他们确信“胡格诺派准备在巴黎大干一场”。焦虑情绪在8月23日夜间至24日达到顶点,他们决意消灭这些敌人。新教徒居住在巴黎各区,与天主教徒均是街坊四邻,这为天主教徒的屠杀提供了较大便利,很多人被杀时猝不及防。杀手们为了杜绝新教徒的繁衍,性虐待妇女,阉割男性,将新生儿从摇篮中掳走溺死河中。
    绝对王权合理性?
    法国屠杀胡格诺派的消息迅速传遍欧洲,查理九世及其身边谋士亟须完成一项任务:向欧洲别国王室证明处决科里尼及其“追随者”的合法性,并极力撇开与第二场大屠杀的干系。法方在国际场合宣讲,处死科里尼是一次政治行为,与之后的大屠杀毫无关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处于万分危急的局势,国王拥有绝对权力,不经预审就处死有嫌疑的叛乱者。巴黎高等法院检察长皮布拉克从罗马史和罗马法中寻找依据,推导出国王“在面对涉及公共利益的紧急问题时,有权不适用普通的、一般的罪行审理过程”。这些论述的集中思想是:国王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手段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正在萌芽的国家理性,它对法国绝对王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法国绝对王权的形成时间,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形成于美男子菲利普时期,有学者认为形成于路易十一时期,还有学者认为形成于亨利四世时期。该书揭示出,查理九世时期正是法国绝对王权形成的发酵期,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折射法国绝对王权发展特征和走势命运的多棱镜。这种绝对王权外强中干,有着难以克服的软肋。一方面,国家理性上的霸道、强势,势必激发反暴君思想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表明,国王不能控制大众暴力的蔓延,无法像现代国家那样实现对王国范围内所有暴力的垄断。
    从17世纪的投石党运动,到18世纪高等法院抵制国王的诸多改革措施,贵族与王权的斗争从未停歇。旧制度末年,入不敷出的国王想让特权等级均摊税负,遭到贵族的强烈抵制,只好重启三级会议,法国大革命的帷幕由此拉开。如果说贵族发动了革命,那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众则是推动革命不断激进的力量,正是他们把法国大革命变成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彻底推翻了绝对王权和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影响了法国王权的走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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