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志钢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实证主义史学观对党史学的困扰的分析，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当前正处于某种困境。要摆脱这种困境，重新走向复兴，关键在于克服实证主义史学束缚，更新观念，变革研究方法，提高研究者的素质。
        【关键词】 历史学，中共党史，实证主义

    中共党史学同中国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摧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历史进程，曾经繁荣过一段时间。但近几年来，却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困境，表现在：研究队伍不稳，后继乏人；研究领域狭窄，重复劳动过多；微观考据成果丰硕，宏观力作却明显不足；等等。
        改变中共党史研究的落后状况，这是党史学界的共同愿望，但对困扰中国党史研究的因素究竟来自何处，看法则不尽相同。笔者以为，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观是使中共党史研究陷于困境的主要根源。中共党史学的振兴，有赖于史学观念的变革和更新。没有这种努力，要使中共党史研究的面貌来一个根本改观将是一句空话。
        19世纪风行一时的实证主义史学，对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使历史学从哲学的婢女成长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杰出代表人物兰克因此而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但进入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史学开始落伍，其缺陷逐渐显露，并成为历史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从而遭到分析历史哲学学派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的批判与清算。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与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实证主义史学陈旧樊篱的冲破。
        中共党史学的情况则不同。1924年，陈公博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1926年，蔡和森在苏联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由此揭开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序幕。从那以后，经过50年代中共党史学科体系的确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党史学的复兴，几十年来，不论党史工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中共党史研究始终未能摆脱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影响。所谓中共党史学“复兴”，其意义也仅限于拨乱反正，澄清史实，从史学观上讲并未发生质的飞跃，仍未脱离实证主义史学的窠臼。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片面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独立性，忽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有机联系。
        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历来是人们关心、争论却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人主张中共党史属历史学科，有人则视之为政治理论学科。在争论的背后，他们都格外强调中共党史作为独立学科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在党史学地位有所下降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重视学科的独立性，对于中共党史这门新兴学科体系的建立及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过于强烈的学科独立意识，使党史工作者重蹈19世纪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覆辙，即只关心本学科的发展，缺少对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重视和借鉴，有意无意地关闭了同其他学科合作的大门，无形中造成了中共党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及学科的严重脱节，使党史学成了一个封闭型的学科体系。这种学科相互渗透上的障碍使得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得不到应有的反映，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更与中共党中研究无缘。
        当今社会科学的发展日趋综合化，学科间的相互渗透与交融日益增强，跨学科研究亦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几年以前，我国史学界已经有人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史学面临的危机，尤其是一些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对于在史学研究中采用新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振兴中国历史科学的努力，在中共党史学界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也许同现有党史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有关）。毋庸讳言，今后如果继续固守旧的观念，对新方法漠不关心，对新理论视而不见，势必阻塞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道路。
        第二，过分倚重史料和具体史实的考据，缺少对历史现象及过程的宏观考察和思辩分析。
        依赖“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来忠实地“再现全部历史真相”的原则，曾被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们奉作金科玉律。而在当代历史学家们看来，这种观念虽不无可取之处，却未免失之偏颇。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当年曾提出，写历史要有哲学家的眼光，要写出哲学的意味，给人以哲理上的教益。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重视从宏观整体上考察和认识人类历史，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的基本特征与研究规范。西方史学家的这种历史观，与我们历来所强调的通过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给人以启示的治史精神，也是相吻合的。关键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如果说中国史学界普遍存在重史料、轻史论，重微观、轻宏观的实证主义史学倾向的话，那么，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仔细翻阅一下《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等书籍便不难发现，中共党史研究迄今仍停留在以微观研究为主的层次上。大量的党史论著多集中于对文献的注解，以及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过程性描述。对领袖人物的研究，也多偏重于一般政治评价，缺少从心理、性格乃至人格方面的深层探讨。有的人醉心于史料的介绍和考证，甚至试图凭借垄断和抛甩资料“取胜”。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内容和领域越来越窄，课题陈旧，重复论证，缺乏理论深度。尽管这两年我国党史学界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就整个党史学界来说，如何从宏观上把握近、现代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败得失，多层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等，这方面的著述仍为数不多，与我们现有的庞大党史研究队伍很不相称。
        微观研究在历史研究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强调宏观研究并不意味对微观研究的否定。同时，作为宏观研究基石的微观研究，只有以宏观研究为最终归宿并服务于宏观研究，方能显示其真正意义。同样道理，史料及史实的考证固然重要，但一个史学工作者如不具备必要的理论思辩能力和对史料的宏观驾驭力，那么，即使他对史料再熟悉，搞出来的也只能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而不是科学含义上的历史学。另外，考证作为研究方法其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弱点，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大量复杂的历史现象被纳入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单靠微观考证是无济于事的。
        第三，要求人们以对待自然的态度来对待历史，忽视研究者创造性思维的发挥。
        在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家普遍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坚持客观主义原则，写历史的人应当摒弃个人主观好恶，不偏不倚，无派无私，如实直书，像对待自然那样对待历史。这种把历史科学混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有突出表现。
        强调尊重客观史实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将历史看成是纯客观的东西，在历史科学的客观性和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之间划等号，就很容易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就中共党史研究来说，由于这一学科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加上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许多研究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研究成果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某些既成结论面前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为了追求所谓“准确”，数以百计的中共党史、革命史教材如出一辙，各类人物传记千孔一面，可读性差。这种形式呆板、千篇一律的研究模式使得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共产党史变得如此简单，在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人们很难看出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创作个性。
        事实上，人们研究历史，总是以现实的眼光和价值观念去叙说和评判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因此，历史研究中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注入是很正常的事情，这正是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所在。对于同一史料或史实，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应允许史家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发挥。如果把历史科学同自然科学相等同，要求人们按所谓纯客观的原则去写历史，只能禁锢研究者的创造性思维，束缚历史学的发展。
        第四，过分热衷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忽视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
        19世纪的欧洲，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时代。反映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就是政治问题的研究被置于首要地位。当时就有这样的提法：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着力突出历史研究中的政治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史学研究附属于政治学研究，成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大特色。在这种错误导向下，历史研究范围和领域越来越窄，历史几乎缩小成为政治事件史及政治家活动史。当代史学内容的多样化，正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否定，但类似情况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仍严重存在。
        尽管中共党史学就其学科属性来说属于历史学中政党史的范畴，政治内容在党史中确实占有较大比重，但它同时又是一门内容极为广泛的综合性学科，涉及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习俗、科技教育等许多方面。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客观进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在研究当中，要想说明中共产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单靠揭露国民党统治如何腐败、中共斗争如何英勇，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演变，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等，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等“左”的口号影响下，加上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束缚，一部内容生动、丰富的中共党史被描绘成为政治斗争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构成党史内容核心的也只是少数几个领袖人物。这就很难全面、深刻地揭示和阐释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甚至无法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发展。
        近一两年来，情况虽有某些改善，但总体而言，党史学界对中国社会的多方面研究仍十分薄弱，对与中共活动关系密切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更是不够，有些领域甚至还是空白。因此，从中共党史学的自身特点出发，努力拓宽研究领域，深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了解，仍然是摆在广大党史工作者面前的艰巨任务。充分认识并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将有助于中共党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上述情况说明，实证主义历史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中共党史学为何同实证主义史学观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恐怕还须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来进行考察。
        中国自秦汉以后，以“编年体”和“纪传体”为标志的叙事式史学，得到历代史学家们的认同和青睐。在所谓“信史”的旗号下，历史学家不厌其烦地对各种史料进行认真考证，而很少发表议论，阐述自己的看法。又由于治史者多为官宦，其研究自然以政权统治和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思潮的传入，中国古老的治史传统又为胡适、傅斯年等“发扬光大”，以至有人公开主张历史学即史料学。
        唯物史观的引入，确促成了中国史学的深刻变革，但并未真正克服实证主义史学的弊端。“文化大革命”后重新兴起的考据风，虽然有助于史学特别是当代中国史领域的拨乱反正，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实证主义历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也使中共党史研究陷入新的困境。
        在某种意义上，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学就是一部实证主义史学。这一根深蒂固的史学传统乃是中共党史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严重的主要根源。此外，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至今仍为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左右，与党史学界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少借鉴西方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也有一定关系。
        中共党史研究怎样才能克服实证主义历史观所带来的危害，迎接时代的挑战呢？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史学观念的更新、主体素质的提高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为此，应着重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对中国的史学传统进行认真、深刻的反思，积极的加以继承，消极的自当扬弃。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吸收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充实中共党史研究。
        其次，努力提高党史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培养一支承上启下的以中青年为主的研究者队伍，要努力拓宽视野，更新和完善知识结构，及时了解当代史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只有使广大党史研究人员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辩能力和思想家的素质，中共党史研究才可望改变面貌，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共党史学才能成为一门充满希望的学科。
        再次，不断扩大对外学术交流。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在社会日趋现代化的今天，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置身于世界学林之外。中共党史学尽管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发展也离不开同境外学术界的沟通和交流，否则其生命力必将被窒息。
        近两年来，有关刊物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共党史学科改革问题的文章，这是党史学研究中的新气象。这些文章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落后现状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分析，对于党史研究方法的改进亦不乏独到见解。但这些文章都未能从历史观的高度说明中共党史研究种种弊端的主要根源所在。这种认识上的欠缺也是中共党史学改革难以深入下去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中共党史学正处于其发展进程中的十字路口，提高素质、更新观念、改革方法，则是党史学摆脱困境、走向振兴的根本途径和真正突破口。
        本文于1995年11月收到。作者系本校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

【参考文献】
        〔1〕王正萍主编：《马恩列斯毛论历史唯物主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2〕张静如：《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 年。
        〔3〕张静如主编：《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年。
        〔4〕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5〕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
        〔6〕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7〕翟作君主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转自《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报》1996年02期第76-8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