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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要素，不仅在经济增长、政府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影响巨大，而且也是当前历史学研究面临的技术前提和现实要件。大数据技术在史料存在形态、史学研究方法和史学功能方面，不断推动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这是大数据技术这种非历史因素所具有的史学价值。 扩大传统史料外延 不同于传统纸质史料的存在样态，新样态史料指以数字文本、音频和视频形式呈现于专业网站、网络数据库中的史料。大数据技术下便捷的复制、翻拍和数据传输技术，使传统纸质史料的数字化处理成为可能。历史学家所使用的实物形态的历史遗存和纸质形态的文本史料，以及通过网络对某个历史事件所发表的简短评论，乃至作为其最终研究成果的专题论文或学术专著，都是可以数据化的素材。 新样态史料突破了传统纸质史料查阅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大大提高了历史学研究效率。历史学研究者的研究场所不必局限于存储史料的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机构，工作节奏也不必与这些机构的工作时间保持同步，研究过程更加自由、自主。借助数字文本的关键字查找技术，历史研究者能准确、快捷地定位自身所需史料，提高了史料查找和阅读效率。而且，作为一种数据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新样态史料，其特点是开放获取、传输迅速。新样态史料的查找、传输速度快，所需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低。这使得新样态史料成为历史学研究者必备的学术资源。新样态史料是传统纸质文本史料在大数据技术环境下产生的“新形态”，它是传统纸质史料的补充，并不是要颠覆或者替代后者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地位。 新样态史料扩大了传统纸质史料的外延，不仅指“可读”的文本史料，而且包括“可视”、“可听”的图片与影像史料。历史学研究对象的非在场性，是历史知识的基本特征。在大数据时代，便捷的图片、音频和视频文件的制作、传播与共享手段，以及3D模拟技术，可以直观、立体地还原和展示当下非在场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智能手机和录像机的拍照、录音与录像功能，极大地扩展了历史信息记录者的范围，丰富了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图片与影像资源。历史学领域的数据不仅是技术系统中的数字代码，而且是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意蕴叙事。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或长或短的时间历程，都可以以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制成数据，在以手机或电脑为依托的社交媒体使用者之间传输。官方、非官方机构以及个人制作、保存的以社会和历史事件为内容的影音文件，都可纳入新样态史料范围。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智能手机使用者出于自我表达、自我肯定的愿望而进行的自拍，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突发的“瞬间”、“片段”的记录，涉及范围异常广泛，数量也以几何级数增长。这种影像资料种类丰富、形式直观而且容易理解，具备转化为历史学研究证据的潜质和可能。 相对于传统纸质史料的分散性，新样态史料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基于历史学素材而制作的各种专业史料网站、数据库是历史学专业从业者必须掌握的数字“档案库”。数据库或专业网站制作者的分类原则和问题意识，使原来以实物遗存或纸质文献形式零散存在的历史证据或史料整合起来，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系统性。新样态史料按地区、国别、时段、专题和历史人物等类别在网络上整合在一起，便于研究者阅读和查找。但是新样态史料的这种集群效应并未消弭历史学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空间，反而对历史学家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促进不同学科研究方法融合 历史方法论的应用范围在大数据环境下得到扩展。大数据是理解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视角和手段，数据科学塑造同时也推动着社会发展。数据搜集、存储和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见证了大数据技术广泛而多样的用途。但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及对由现实生活层垒的历史过程的理解，并未停留于凭借大数据技术所做的技术判断，更需要依靠专业研究方法论得出的专业判断。大数据技术将专业历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连接起来，突显了历史方法论的必要性。借助智能手机、摄像机等技术手段获得的直观历史信息及其数字化加工，有助于认识历史真实，但这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这些新兴的媒体与技术手段拓展了历史学家专业研究与解释工作的应用范围，但并未消弭其重要性或直接取而代之。历史真实的获得仍要经历历史学家对这些直观素材的考证、选择、解释和推理。 大数据内容的多样性，使历史学与其他专业科学研究方法融合成为必要。学术研究是社会生活的延伸。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大数据内容的多样性。现代学术研究的专业分科体制不足以解释内涵丰富的大数据本身，也不足以应付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跨学科研究，自20世纪以来日渐成为历史学界的学术共识与实践。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969年指出，历史学家应该努力将人文科学汇聚在一起，并且对能否依靠信息技术为“一体化”后的历史学家们建立通用的语言进行求证，“明天的历史学家要么建立起这种语言，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一体化学科研究方法，不仅主张超越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藩篱，而且主张超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界限。大数据技术为历史学家实践这种理念提供了广阔的知识试验场，也在不断考证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合作成果的解释力。 一体化是历史方法论的发展趋向。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数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学、心理史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等历史学新兴学科分支下，成为历史方法论不断融合的专业要素。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进一步丰富了历史方法论的内涵，“数字史学”、“历史信息学”等新兴史学研究分支应运而生。21世纪以后出现的大数据技术，在专业研究层面进一步推进了历史方法论的一体化趋向。历史方法论的一体化进程在尊重学科特性和学科界限的前提下，以历史学方法论为中心整合其他学科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资源。当然，历史方法论一体化趋向的界定问题，是个开放的问题。沃勒斯坦在阐释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时，提出“一体化学科性”（Unidisciplinarity），以区别于“跨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一体化学科性”意在批判在历史中建构起来、在当代被神圣化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科体制，表明其超越和抹平学科界限与学科特性的整体论观念。在笔者看来，作为专业研究者，历史方法论一体化趋向下的跨学科研究是切实可行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选项。但是，历史方法论一体化趋向的两种不同解读表明，大数据技术对历史学研究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充分发挥历史学文化功能 在大数据环境下，专业研究者和读者之间的历史信息流动状态趋于平等和平衡。历史学研究具有一种相对自律的学术系统，从选择主题、收集与解释史料、设置叙事框架，到确定历史写作模式等都有明确的学术规范。历史学既有学术系统与网络技术的复合，造就了历史学研究的新样态。网络技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也影响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依托网络技术而出现的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影响了信息生成过程。历史学受此影响也呈现一种网络化状态，E-history应运而生。E-history这个术语直译为“电子史学”、“在线史学”，但是译为“网络史学”更合乎它的实际。一些以E-history为名的网站，在线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主题的人物传记、文章、书籍、图片、口述资料和视频文献。就历史学研究来说，这使不同领域、部门的专业研究者之间，专业研究者和读者、非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等，各方之间的信息流动状态趋于平衡。在大数据环境下，专业研究者和非专业研究者、读者在数据资源面前都是平等的使用者和分享者，不存在纸质媒介信息的学术资源垄断或封闭的状况。读者可以成为作者，非专业研究者也可以进行专业研究，这改变了读者以往单纯作为信息接受者的状况，读者、非专业研究者和专业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扁平化状态。这是E时代历史学研究和历史信息生成与流动的特征。 历史专业研究者与社会大众之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问答交流。基于网络技术而出现的各种新兴社会媒体、自媒体尤其是大数据技术，进一步拉近了专业历史学研究者和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历史学研究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学术劳动。承担这项劳作的历史学家是生活于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而非生活在孤岛或荒野中的个人。历史学研究除了具有回答既定学术谱系中所存在问题的学术功能外，也具有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社会功能。满足人民大众有关历史问题的认知需求，是历史学研究所要履行的社会功能。历史小说，以历史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以网络为平台的历史演义创作等备受关注，体现了人民大众对历史学知识的需求。这要求历史学家及其认知成果走出象牙塔，走进网络世界，以评论或创作的形式与历史学领域的读者互动，或质疑问难，或答疑解惑。 现代社会的进步和世俗生活的繁荣使人民大众成为历史书写的主角。在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社会精英、民族国家、长时段的文明变迁历程、中时段的经济演变过程，曾经是历史书写的主角。历史学研究领域经历了传统的政治史到经济社会史，再到文化史的变迁历程。当代社会发展提升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主体创造能力。大数据技术为人民大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保存自身历史记忆提供了“快捷键”。因应这些变化，历史学叙事空间做出了自我调整。历史书写的重心逐渐下移，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人民大众从历史叙事的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从而使历史学研究日益呈现繁荣局面。 （本文系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UNPYSCT-2015057）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