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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世纪以后，苏格兰王国与英格兰王国长期不睦。1707年，两国实现议会合并，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困扰英格兰的边境问题。但是，处于古老部族制度下的苏格兰高地，多次发生詹姆士党人叛乱（詹姆士党人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被废黜的国王詹姆士二世的拥护者，1689年、1715年和1745年，他们在苏格兰高地掀起了三次叛乱）。两王国合并后，苏格兰高地人积极顺应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实现了从古老部族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这一商业化进程不仅为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丰富的原料和食物来源，而且结束了苏格兰高地古老的部族制度，推动了高地与南部的民族融合。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苏格兰低地兴起了一股虚构和美化高地传统的思潮，折射出苏格兰人对传统的追忆和对民族身份认同的渴望，以期应对苏格兰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英格兰的强势文化征服。 合并前高地为部族社会 15世纪前，苏格兰仅有地域上的南北之分，尚未出现高地概念。高地这一词汇最初出现时，乃指一个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与其他地方相异的地区，一个讲着盖尔语的古老部族社会。1700年前，在低地精英人士眼中，高地是异质、落后的地区和社会，需要国家的有效控制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改良。低地普通民众对高地人的态度同样不友好，他们将高地定格为愚蠢、暴力、滑稽、软弱、肮脏等形象。1745年詹姆士党人第三次在高地发动叛乱后，当地的盖尔人更是被低地人视为一群可能推翻新教政权的危险分子。 高地人在低地人心中这一不佳形象，有其客观原因。高地位于苏格兰北部，气候恶劣，地形崎岖，资源匮乏，居民主要以渔猎和畜牧为生，一直非常贫困。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之前，高地部族价值观仍然很盛行，部族首领是当地统治者，他们与自己的族人生活在一起，分享着物质生活资料，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传统的主仆式依附关系，使得部族首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平时充当裁判者，战时充当军事统帅，族人成为其附庸。这种生存模式决定了军事征伐高于经济生活，勇武精神优于逐利欲望。这意味着高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无外乎两种，要么极度慵懒闲散，要么喜好惊人的冒险。18世纪威尔士旅行家彭特南曾描写道：高地人“极度慵懒，只有在投入战争和参加娱乐活动时例外”。 部族制度逐步瓦解 随着社会发展，这种传统的部族制度和价值取向逐渐瓦解。18世纪60年代前，商业力量就已经开始冲击高地部族社会的凝聚力。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后，高地的许多商品，例如牛、鱼、木材、石板等，大量销往南方，当时南方正处于商业化进程之中。这使得高地许多地方与苏格兰低地、英格兰形成了牢固的商业关系。高地部族首领从这些贸易中获得丰厚利润，把赚来的钱财花费在物质和精神享受上。当地行吟诗人对这种现象感到震惊，对部族首领流连于爱丁堡、伦敦等大城市感到痛惜，认为他们忽视了自己保护本部族成员的传统责任。1745年詹姆士党人煽动高地人发动第三次叛乱之前，高地的部族社会就已经受到商业化的巨大冲击。许多部族成员难以承受不断飙升的地租，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早在18世纪30年代，阿瑟兰郡、阿盖尔郡以及高地中部的很多居民就移居北美，掀起了移民大潮。 174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被平定后，英国政府在军事、经济、立法和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进一步摧毁苏格兰高地的部族制度。例如，将格子呢、短裙等高地服装视为反叛好战的象征，禁止高地人穿戴；颁布《解除武装法案》，强化先前禁止高地人携带武器的立法；废除部族首领的世袭司法权以及军事土地占有制。政府还对支持詹姆士党人的主教制牧师进行清洗；剥夺叛乱者的地产，将之转给王室，并把其中部分地产委托给一个委员会进行托管。英国政府认为，必须用新教代替天主教，以统一苏格兰高地的意识形态；贫困容易引起社会动乱，必须发展高地的经济。 商业化推动高地转型 18世纪60年代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轰轰烈烈地展开，南部对苏格兰高地劳动力和传统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为高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在这一有利背景下，高地部族首领主动转化为商业地主。可以说，这是高地实现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 18世纪50年代前，高地几乎没有商业性的绵羊大牧场。此后，随着英国毛纺织业的发展，对羊毛的需求日益增加，高地的商业性大牧场迅速增加。地产者更愿意把土地租给实力雄厚的低地农场主，因为这些人经营大牧场，能够给地产者带来稳定且不断上涨的租金收入。此外，一种微型农场正在高地兴起。这种农场面积很小，农场主每年必须从事200天以上的其他工作，才能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地产者的这种策略，旨在迫使他们及其家庭成员进入其他雇佣岗位，结果促成了高地非农产业（海草灰业和渔业）的快速发展。南部市场对高地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食物和原料，还包括劳动力。70年代，大量高地人涌向南部，充当农业、渔业和工业劳动力。 高地的商业化进程与租金上涨大潮并肩而行。这一时期，高地的租金飙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例如，在18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里，斯开的租金增加了两倍。1777年至1805年，托里登的租金上涨了十倍。租金的飙升说明土地经营正在服从市场生产和利润规律，土地被分配给那些能够提供最高租金的承租人。传统农业秩序无法与面向市场的现代农业相容。18世纪后期，这一商业化进程成为高地居民移居南部甚至移民美洲的一大主因。留在高地的普通盖尔人，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曾进行过一系列激烈抗争，试图抵制商业化进程，但均告失败。到19世纪早期，高地实现了彻底转型，古老的部族社会一去不复返。 高地传统得到美化 当商业化浪潮将高地古老的部族秩序荡涤一空时，苏格兰低地却出现了一股虚构和美化高地传统的强劲思潮。这一思潮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曾经被禁止穿戴的高地传统服饰，例如格子呢、短裙等，被描述为整个苏格兰的民族服饰，并在低地流行起来；第二，曾经充当反叛者的詹姆士党人，被作家和诗人幻化为苏格兰的民族英雄，受到讴歌和崇拜；第三，为英国政府提供军事服务的高地人，不仅被视为詹姆士党人和部族制度之间的纽带，而且被视为尚武美德的承载者；第四，高地被视为代表着苏格兰的过去，高地风景成为19世纪新的美学标准。以前，高地风貌曾与“粗糙”、“暗淡”、“毫无希望”、“难以驾驭”同义，19世纪却被赋予“崇高”和“独特”的内涵。于是，高地不再是“贫瘠”、“丑陋”、“险恶”的荒野之地，而是富有崇高特质、能够激发灵感的独特风景。 这一思潮反映了当时苏格兰人的一种强烈诉求。面临剧烈的社会转型和英格兰强势文化的进攻，苏格兰人希望表达对传统的追忆和怀恋，并渴望保留自己作为苏格兰人的独特身份。这种情感诉求并不意味着他们试图重回老路，事实上，苏格兰人切身感受到，与英格兰的合并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