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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是思想家们通过纯粹的空想而构建出来的一个美丽新世界。它表现出人类对美好社会与生活的憧憬，这种美好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改造社会的激情。同时，它也反映出思想家对于现实的不满，乌托邦思想家并不都认为这样的理想真正能够实现，它的实际作用更多是为了讽刺和批判时代弊病。由于乌托邦总是意味着彼岸世界，这种隐含的变革，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突发式的，实际上都是革命性的。也就是说，乌托邦思想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乌托邦的空想性，但并不反对它的批判性。大多批评者认为，乌托邦思想忽略了人类的多样性，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欲望、品味和观念等等。那些改造社会的蓝图并非基于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所以不仅不会消除社会冲突，反而可能使其变本加厉登峰造极。更何况，人们在追求乌托邦的道路上，也犯下了不少错误。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乌托邦思想是一种美丽的错误。至少，它能唤起人们心底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指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兼社会批评家拉塞尔·雅各比不无清醒地指出：“一个丧失了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航行中没有指南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乌托邦思想成为许多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本质与源泉。 和平是乌托邦思想的重要维度，似乎每一位乌托邦思想家都反对战争，他们构想出来的新世界都是和平的。在这种社会，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财产公有，按需分配，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连爱情都幸福甜蜜。人类社会之间没有冲突，即使有也会很快消除，遑论战争。可以说，和平是乌托邦的必然属性和应有之义。 然而，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战争的时间总和远远大于和平。甚至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无尽战争的历史。连著名的思想家尼采都认为，和平只是两次战争的间隙。正因为战争这个幽灵始终是人类无法根除的痛苦之源，和平才成为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 吊诡的是，在人们追求和平的历史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悖论：许多人想要和平，但是相信残酷无情的杀戮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另外，一些人和政府认为，战争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有时还是一种值得荣耀的事情。更有甚者，某些著名人物不仅赞美战争，而且认为战争对人类是有益的。例如，黑格尔在批评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时就曾为战争辩护，他认为战争具有更崇高的意义，国家的腐败可能是持续或永久和平的结果。历史实践还表明，政治家们也有发动战争的实际需要，因为“国内的政治精英常常利用战争凝聚力和战争威胁，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和丑闻的关注，增加对他们选举活动的支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可以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比如反抗侵略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战争，反之则是非正义的战争。所以，尽管马克思主义者很多时候都站在和平一边，但是并不笼统地反对战争。 因为以上种种原因，和平思想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视为一种乌托邦。在现实生活中，和平的追求者们常常被看作不切实际的梦想家。在一战时的美国，一些战前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因为反对本国参战而受到嘲笑与谩骂。二战之后，那些战前为和平奔走呼号的人后来饱受指责，批评者认为他们推动了“绥靖政策”的形成，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帮助了希特勒。在历史上某些时期，“和平主义者”几乎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因为这等同于贴上了胆小和自私的标签，会被认为不愿意为了正义而斗争。 尽管如此，爱好和平的人们依然组织起来，形成各种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20世纪以来，和平运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从越南战争时起，和平运动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地不同城市可以在同一天针对同一事件发起同一主题的抗议活动，这种力量强大到可以同超级大国一较高下。2003年2月15日的反对伊拉克战争全球联合抗议就是其典型表现。美国学者戴维·科特莱特指出，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运动比之前的任何反战运动都更加国际化，因为这是全球联合抗议，而且参加者们知道，他们是一次真正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尽管这种全球联合抗议未能阻止战争，然而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并对潜在的战争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至少，霸权国家的政府不再敢于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 大量的证据表明，当代西方和平运动常常影响到国家政策，而且这种影响大都是积极和正面的。有些研究者指出，二战后所有重要的和平运动都没有实现其主要的政治目标，比如越战是在反战和平运动极盛时期四五年之后才走向结束，禁止核试验运动未能实现消除所有核武器试验的目标，轰轰烈烈的核裁军运动也没有说服英国政府放弃核国家的地位，里根政府从来没有和苏联谈判核冻结问题，以及乔治·布什政府对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际抗议根本充耳不闻等等。不能说以上说法毫无道理，但是和平运动的支持者认为，这些运动几乎都在推动相关国家的政策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例如，美国之所以决定从越战中脱身，原因是继续战争的意志衰退了，而且里根政府在和平运动的强大压力之下，变得越来越不赞成核武器。所以说，尽管和平运动的最终结果和最初设定的目标之间存在一些距离，但是事情还是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 世界和平运动在国际政治层面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核和平运动对美苏的核军备竞赛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推动美苏相互对话，最终达成削减核武器的条约，缓解了国际紧张局势。反核和平运动日益国际化，发展为世界政治舞台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支力量。西方和平运动大力推动和平教育，宣传核武器与核战争的危害及可怕后果，普及维护和平的相关知识。和平团体通过形式各异的活动，不断提醒人们警惕战争的爆发。和平组织还发动爱好和平的人们，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稳定国际秩序的中坚力量。 尽管世界和平运动走过了曲折的历程，没有实现持久和平的终极目标，甚至也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但是没人能够否认它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事实，以及推动世界秩序日益公正与合理的积极作用。虽然人们已经认识到，贫穷、不公、腐败、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很可能是战争的深层次根源，但是一个美好新世界的诞生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罗曼·罗兰有一句传颂千古的名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指出：“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当然，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而言的。我们可以借用这种视角，重新审视和平。二战以后，许多和平活动家开始注意区分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更多的研究进一步认为，和平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缺失。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冲突为人类关系中固有的现象，但是并不必然意味着暴力。戴维·科特莱特因此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终点。和平主义者的目标是探索解决纷争更有效的方式，而免除暴力冲突，以及认识并改变引发战争的条件”。这意味着，人们对于和平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成分。明白这一点，爱好和平的人们就应该努力寻求一种方式，使人类社会可以不必使用有形的暴力而解决分歧。更重要的是，和平的实现不能仅仅基于某种道德意识，而要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战争的道德谴责上，而要超越乌托邦式的批判，深入研究揭示这种客观必然性的社会科学。 今天，世界各国的人们无不期盼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这会是一种现代乌托邦吗？正如约翰·列侬所歌唱的那样，“也许你会说我是个追梦人，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我们，大同世界就此诞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