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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物资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余缺调剂,提高物资的利用率。尽管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苏区的物资生产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生产仍然难以赶上战争巨大的消耗,几次反“围剿”战争后,苏区出现了物资严重不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苏区政府不得不从优化物资使用方法入手,充分发挥现有物资的使用价值。为解决“有些产业的开办是需要较大资本的,一时筹措较感困难”的问题,“合作社就可以解决这种困难。他可把许多零碎的资本,集中起来,开办目前苏区最需要的产业”[1]P279。很多合作社的建立,就是为了提高物资的利用率。以耕牛合作社为例,为“解决耕牛农器缺乏的困难问题,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耕牛合作社”,使耕牛“有组织的分配,有计划的保护与管理”[1]P277。下表4可以反映出当时中央苏区耕牛合作社发展的情况:   从上表可以得知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苏区某些属县耕牛数量非常有限,耕牛合作社数量却相当多。1934年2月,兴国只有耕牛102头,这对于具有几十万人口的大县来说,显然远远不够。正因为如此,这些县才成立大量的耕牛合作社,以调剂余缺,争取耕牛资源的合理保护和充分利用。第二,耕牛合作社发展速度惊人,且在保护耕牛资源的增长上有一定的成效。如1934年4月,兴国的耕牛合作社的数量竟然比前两个月增长352.5%,速度之快,令人惊奇。耕牛合作社的成立一方面使耕牛更好地利用,同时也促进了耕牛的繁殖和生长,如兴国县1934年2月份的耕牛只有102头,到4月份增加到121头。总之,如此物资的重新组织和分配,可以杜绝资源的浪费和闲置,保证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作用,从而达到缓解物资紧张状况的目的。 中央苏区除在人力、财力、物力等物质方面对农民进行动员补偿外,也非常重视精神方面的补偿,甚至在物质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精神方面的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物质。比如赋予农民较高的政治身份,让他们感觉到“翻身做主人”、“扬眉吐气”,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给予在动员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农民以先进荣誉称号等等都是极其重要的精神补偿方式。 四、结语 据统计,从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共大规模“扩红”四次,吸收红军267909人,占总人数的比例在6.7%—12%之间;共发动大规模“借谷”运动三次,筹集粮食100万担以上,折合谷子约为1亿斤;共大规模发行公债三期,筹集公债400余万元。再加上,征收税收,发行纸币,征收红军公谷、募捐等,苏区人民承受了十分沉重的动员压力。为尽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压力,如前所述,党和政府对动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补偿。但是总体来看,这种动员补偿还停留在较低水平,补偿标准没有统一,补偿程序没有规范,补偿制度不够完善。而且,在严峻的军事形势和巨大的物资消耗环境下,补偿经常出现不等价、不到位的现象,或者要求民众自愿放弃补偿的现象。据统计,到1933年11月23日为止,中央苏区要求群众所退还的公债即高达100万元之多[7]。而银行发行的票币,经常出现难以流通、难以兑现、不能兑现的情况。不过,从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政府给予动员以补偿的初衷和诚意:不是不想补偿,而是无力去补偿,补偿得不够充分。而且,动员给中央苏区造成的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弥补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就发布命令,对这些债务票据进行了统一兑换清偿。特别是,为报答革命老区的贡献,新中国对革命老区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补偿和政策优惠。1951年,新生的共和国诞生不久,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同志便委托谢觉哉同志组成中央慰问团来到赣南,进行了为期20天的慰问活动,随后开展了公债、谷票的兑换补偿工作,并赠送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2012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对原中央苏区“应给予特别的政策支持”。政策的倾斜,让原中央苏区的有关县域增添了发展动力,原中央苏区所属县市借着政策的东风,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