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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应该怎样估量?这是决定如何对待他的政策的依据。应该说,蒋介石此时决心进行并积极投入抗战是值得肯定的,同共产党的关系也确有改善,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十分重要的;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始终想在抗战过程中限制、溶化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进入1937年12月时,上海已经失陷,南京岌岌可危,战局异常紧急。他在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考虑长期抗战之最恶场合”,第二项就是防止“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他还在“对共党对军阀政客之方针”中规定:“未至溃决,当以苦心维持忍耐处之。若果一旦崩溃则无此顾忌,惟以非常手段处理。”⑩这里早已透露出杀机来了。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会议的第二天,蒋在日记中写道:“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似为相宜。”“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1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暂”字,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11日,他在日记的注意事项中写道:“控制共党,勿使捣乱。”(12)13日又写道:要注意“共党阴谋与反动派”,“如一旦溃决,只有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也”。(13) 蒋介石在国共合作刚开始时,就在盘算如何“控制共党”,并且准备在需要时以“快刀斩乱麻”的断然手段对付共产党。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若是沿着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的路走,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备,甚至连“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那样,蒋介石什么时候一旦翻脸,势必会葬送党葬送革命。 讨论中,毛泽东接着林伯渠后第二个发言,对王明的报告作出回答,他说:“团结御侮是我们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个方针是内外一致、切实执行的。”对王明所谈的统一战线和军事问题,毛泽东说:“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在做的时候要经过国民党来做,向国民党建议。”“红军问题: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我们所谓独立自主是对日本作战的独立自主,战役战术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战,游击战是我们的特长。”“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4)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到十二月会议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15)这时,毛泽东同从苏联归来的王明刚刚相识,而且对共产国际的态度还不是很清楚,他的发言是慎重的,讲话口气是和缓的,但实际上已经态度鲜明地回答了王明对洛川会议的批评。 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他还曾起草并发表了影响很大的“八一宣言”,虽然他在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没有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许多人把王明的话看作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国共两党经过十年内战后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经验的新问题。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让步,有的是重大的让步。怎样恰当地处理合作和保持独立自主的关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的“度”,许多人心中还不那么有数。所以,不少重要领导人听王明报告后检查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对抗日问题没有抓住这一基本问题,常常拿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甚至强调起来”,“只着重批评国民党片面抗战一定要失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如自立军区,自行罚款,聂[荣臻]没有得阎[锡山]合法承认”,等等。两位以往与王明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成员还说:“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没有提出”;“群众运动,一切要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