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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长江局和三月会议 十二月会议开始时,南京还没有陷落。会议最初规定:“王明同志到南京后回中央工作”,并指定他回来后主管统一战线部。因为南京随即陷落,王明又要去武汉。那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党军政机关都移到武汉。全国各界各派爱国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和外国外交官、记者也大多集中在这里。王明不愿留在延安而急于去武汉,显然在他看来,只有武汉才是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周恩来后来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说他“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也是这个意思。 12月18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达武汉。21日,同蒋介石会谈。同天,他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要王明“在汉相助”。(21)这样,他就在武汉留了下来。但蒋介石这天日记中只淡淡地写了一句:“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22)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说“此时对共党要放宽”,同十一天前日记中所说“当暂使能与共党合作共同抗倭”是同一意思:那只是为了使中共能在抵御日军大举进攻时“尽其所能”的权宜之计。第二,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同王明相见,但日记中连王明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可见他对王明并不那么看重。周恩来以后也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23)周恩来还说过:王明没有被蒋介石选中的一个原因是:脚跟轻,腹中空,未为人所重视也。 两天后,也就是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作出决议:“A.因代表团与中央局成分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B.中共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的项英、博古、恩来、剑英、王明、必武、伯渠组织之。C.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A、B、C三项呈报中央政治局批准。”(24) 长江中央局成立后,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重要工作。那时,国民党对抗战比较努力,与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各种形式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提出种种建议,同他们进行周旋。1938年1月,国民党代表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主张。2月10日,周恩来见蒋介石,说明宣扬“一党运动”的严重后果。蒋介石说:“对各党派并无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其意仍在一党。”并当场答复蒋介石: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只有“联合中找出路”。(25)武汉当时又是各方人士相当集中的地方。以前,共产党处在遭受被“围剿”和严密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社会上不少人对共产党缺乏了解。这时,长江局利用各种合法条件同他们广泛交流,宣传党的主张,增进相互信任和友谊,还输送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根据地去。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兼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利用这个阵地,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爱国救亡活动。长江局还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党的工作。这些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战前由于“左”倾错误的恶果,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有的已不存在,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恢复或建立起党的组织。长江局在这些地区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当年在长江局工作的邓颖超后来说:“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组织是否执行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否影响了武汉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一点影响。项英是长江局的委员,他就是受了王明的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不是全局性的影响,工作有缺点。当时长江局的民主与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各人管各人的工作。”(26)这是实事求是的分析。长江局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以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