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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长江局时期的错误,正如前引周恩来指出的那样:“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短短的两句话,都说到点子上,而到武汉后表现得更为突出。 长江局成立的第三天,12月25日,王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样一个用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宣言》竟没有报中共中央批准。它在强调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性方面是正确的,但在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上却比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的日标后退了。《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并且提出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27) 同一天,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又说:“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28) 两天后,他又写了一篇《挽救时局的关键》,在强调必须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时写道:国共两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29) 当国民党方面狂热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时,1938年2月10日和22日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驳斥那种鼓吹“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的言论(30),但它不仅没有报经中共中央批准,而且完全没有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在发稿当天,才致电中央书记处称:“此稿所以用泽东名义发表者,一方面使威信更大,另一方面避免此地负责同志立即与国民党起正面冲突,不过因时间仓促及文长约万字,不及事先征求泽东及书记处审阅,请原谅。”(31)这样目无中央的做法,前所未见。在王明看来,十二月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九人,除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外,在延安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四人,在长江局的有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四人,他认为已可同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为所欲为了。 就在这些日子里,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联席会议在2月6日决议:“建议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日期二月廿二号。”(32)第二天,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33)次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哪些“新的严重问题”呢?主要是指两点:第一,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中心要迅速打通津浦铁路,夺取徐州,然后截断陇海铁路,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夺取武汉。战局日趋严重。第二,国民党方面一再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在1月17日发生新华日报馆被捣事件,政治局势日趋恶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