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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调研治理并举，成效逐年显现 在周恩来指导下，横跨流域、统一领导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很快成立，一边调研，一边治理，启动了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历史进程。 （一）领导小组成立：横跨流域，跨省市协同管理 官厅水库水质污染直接关系到首都用水安全。在周恩来指导下，1972年6月23日，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迅速成立，主任万里，主要成员有：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以及中国科学院的领导[3]。领导小组和所属办公室是一个跨省、市的联合组织形式，主要任务是协调官厅水库上游，山西、河北和北京的工厂污染源治理；基本任务是组织统一规划、分头治理、联合检查、相互促进。同时，调集水文、气象、地质、水利工程等科技力量，展开对官厅水库全流域性的勘查工作，为治理收集系统完备的资料。 7月，领导小组在对13个市、县86个工厂作了详细、大量的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上报国务院。该报告为整个流域污染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8月17日，国务院批转《关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9月5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11]（P549）。高密度、快节奏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报告及批示措施的出台，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高效执行力。 （二）分批逐步推进：综合利用，边发现问题边治理 在有关专家指导下，领导小组采取综合利用、化害为利、改革工艺、减少污染、污水净化处理等积极治理措施，将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和印发《工作简报》作为两个有力抓手，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并对落后单位展开批评和监督等，于1972—1976年间基本完成了对官厅水库的治理工作。 从1972年开始，国家和有关部委投入专款近3000万元展开治污攻关行动，分三批对官厅水库上游39个重点污染企业的77个项目进行治理，按其规模、性质分别确定相应治理方案[12]。同时，还在水库及其上游地区建成五个监测站。在专家和水库沿线企业及有关单位与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各污染项目治理取得了很大进展，并在系统总结中为水源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数据、分析和指导。 当然，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国家层面的治理行动，官厅水库的治理过程其实殊为复杂，并不如现今一样提前就有周密的污染治理方案，而是经历了一个边发现问题边进行治理的过程。例如，制定治理方案过程中，出现了信心不足和依赖思想，张家口有些人就认为 “设备缺，条件差，污水量大”。基于这种情况，在治理过程中，中共张家口地、市委主要领导主持会议并成立领导小组，检查并解决出现的问题；张家口计委等部门设专人负责此项工作[13]。同时，这个过程中还存在着物资配备供给不及时、基层单位负责人认识不到位等混乱情况[14]。1975年5月《官厅水源保护工作简报》中亦指出，“还有一些同志和单位，对环境和水源保护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环保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班子不健全，遇事没人管的现象还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致使工程进度一拖再拖，长期收不了尾”[14]。应指出，当时在中国尚未形成任何成熟规范的环境保护程序，作为国家层面的首次治理行动，是蹒跚起步、懵懂摸索，出现一些问题不可避免，也可理解，无可厚非。 （三）治理成效：逐年好转，取得良好效果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工程在1976年末基本落下了帷幕。领导小组在各方协调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从1973年治理伊始就有了明显成效。 1973年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关于官厅水库水源保护工作的报告》指出，沙城农药厂滴滴涕车间停产以来，附近良田屯大队的社员健康状况有了明显好转[2]（P448）。1974年上半年据河道和库区居民反映，除氯化物略有增加，水质略偏碱性外，水体色、嗅、味略有增加，滴滴涕、六六六等有机氯药的污染得到了控制，死鱼现象未再发现，其他多种污染物质的浓度都有所降低，库水水质得到明显好转[3]。1975年测定时，官厅水库水质显著好转，库水异味消失，水色变清，死鱼现象已经没有了。1976年以后，水库水质基本接近饮用水标准[15]（P462）。 从官厅水库各河道综合污染指数（K值）的变化上看，1973年至1976年间大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治理的迟滞反应，虽然1974年除妫水河之外的三个河道K值并未有减少，但从1974年起都展现稳定的下降态势，显示了治理的良好效果[16]。这项新中国历史上国家层面开展的第一项水污染治理行动取得成功，为今后环境问题的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