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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厅水库治理：新中国成功治理污染的历史样本 官厅水库的有效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在环境执政能力方面的一次成功实践，开启中国民众“环境保护”之启蒙，为中国治理环境污染树立了样板，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尤其是水污染治理的模式。正如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中，“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领导同志亲自抓，统一规划，依靠群众，全面治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情况已经显著好转”[2]（P315）。此次治理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开创了流域管理模式和环境保护的“三同时”制度。 在污染治理方面，“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奠定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流域管理模式；在污染防治方面，治理过程中提出的“三同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方面的一项重要基本制度。 由于水源流域先后跨越不同省市、有不可分割的特性，对流域的管理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行政区划。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这个跨流域的水源保护机构，作为在地方政府间横向协调基础上的管理体制，证明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一是可以从流域管理的大局出发，全面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截至1975年，多次组织有关省、地、市“环办”、工业主管局和国务院有关部审查治理方案、检查工程进度、帮助解决技术和设备材料等困难问题，起了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作用。二是在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之后，又相继成立了关于保护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水域的环保领导小组。官厅水系水源保护领导小组作为首个国内跨流域环保机构，它的建立奠定了区域治理与流域治理相结合的环保基本格局。 在环境保护法制的建章立制方面，官厅水库治理中初步制定了涉及流域管理的制度和措施。如在1975年编制了《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讨论稿）》，并于1984年正式颁布《官厅水系水源保护管理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水库流域性地方性法规，为其后制定全国性的有关各领域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供了地方立法基础和立法经验。 从环境制度而言，官厅水库治理促成了“三同时”制度的出台。1972年4月29日，官厅水库污染情况调查组完成的《关于官厅水库目前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建议措施中就明确指出，“加强对库区周围及上游城市新建扩建厂矿的管理，必须在基建及设计中考虑工业废水的回收与处理，否则不得兴建”[4]。1972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建委《关于官厅水库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中提出，“工厂建设和‘三废’利用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10]（P20）。作为新中国最早的环境管理制度，“三同时”制度自此肇始，并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管理手段，影响至今。 第二，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为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提供了实践和思想认识基础。 1973年8月5—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实践，被作为做法和经验进行推广，促进了全社会对环境污染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在会议准备材料和大会的主旨发言中都引用了沙城农药厂成功治理、对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的例子。同时，官厅水库污染得以有效治理所依赖的科学精神，也深刻影响着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对工业“三废”污染的讨论。会上，各路专家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的环境污染的事实和风险，分别介绍了部分水域污染严重、局部地区大气受到污染、部分厂矿劳动环境不好不少职业患职业病等真实情况，批评了“社会主义无公害论”、“治公害误生产论”等错误认识，为客观认识现状，破除思想束缚，树立正确观念，促进思想开放，加紧污染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官厅水库污染治理体现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促进了环境科学学科的创立。 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年代，官厅水库污染治理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艰苦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极“左”的社会环境下，官厅水库污染治理能够排除国内种种不利因素的困扰，科学家能够秉承科学精神、实事求是讲出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并大力促成环境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体现了在那个年代殊为不易的科学精神的回归。 官厅水库污染治理研究促使中国环境科学研究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出现在中国科研领域，这对于国家科学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在治理过程中创新采用的跨学科合作研究和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成为中国建构系统的环境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历史起点[17]。官厅水库治理因为在国内科学方面的首创，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