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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中南两国不大可能发展正常的国家和党际关系，但双方却“神交”已久。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提出要借鉴南斯拉夫的经验建立新中国的政体和国体，要研究南斯拉夫的经验。毛泽东还在后来的讲话中赞扬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坚定立场和英勇精神，称赞铁托是铁，号召学习南共的斗争史。1947年，中共代表刘宁一访问了南斯拉夫，受到铁托的接见。这是中南两党尝试接触，寻求未来合作的开端。南斯拉夫在未与中国建交的情况下，仍始终坚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严正立场。所以，1951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提出一项议案，企图将中国“定性”为朝鲜战争的“侵略者”，南斯拉夫不顾时为“朋友”的美国的强大压力，拒绝支持美国的提案，坚持对华友好和支持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南斯拉夫都面临着来自东西方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南斯拉夫处在苏东集团的全面封锁和冲突之中，面临入侵的危险；中国深陷抗美援朝战火中，内政外交困难。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局势。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同时，开始同中国进行接触。中国亦主动向南斯拉夫示好。 尽管此时的南斯拉夫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存在着差异，但双方都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1954年，随着外界阻力减弱，中国开始修正其对南斯拉夫的立场。有关解密档案称，1954年10月初，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的外交界人士已经在两国驻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大使馆接触，为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做准备。与此同时，10月13日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维迪奇遵照国内的指示，拜会了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提出南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张闻天大使将南斯拉夫的建交提议报告国内时，中国政府表示接受，并请求苏联方面同意。10月31日中国得到苏联的答复后，立即建议与南斯拉夫开始关系正常化谈判。但此时南斯拉夫方面却没有及时响应中国的提议，反而迟疑不决。后来得知是因为铁托要在这年年底访问印度和缅甸，想试探中国对南斯拉夫采取主动行动的诚意。 1954年12月中旬，铁托访问印度，同尼赫鲁讨论了中国问题。12月18日，尼赫鲁向铁托介绍了同年6月25—27日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10月他本人首次访华的情况。周总理在与尼赫鲁的会谈中主要是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关系，同时曾向尼赫鲁透露说，中国很快会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铁托问尼赫鲁：这是中国自己的想法还是受到莫斯科的指示？尼赫鲁说，北京在亚洲有自己的特殊地位，不会听命于莫斯科的政策。12月21日，铁托经同国内联系后告诉尼赫鲁，南中关系即将正常化，两国驻莫斯科大使在12月15日已经进行接触，决定两国建立正式官方关系。 这样，1955年1月2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波波维奇致函周总理，表示接受中方的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1955年1月11日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和留学生。同年5月1日，第一个南斯拉夫官方代表团出席中国的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当年5月，两国互派大使，中国驻南斯拉夫第一任大使是当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从1955年到1958年），这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对南斯拉夫关系的重视程度。1955年11月29日，中国高层领导人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出席南斯拉夫国庆日招待会，赞扬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铁托元帅的不结盟外交政策。1956年2月17日，两国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贸易和贸易支付协定，双方提供最惠国待遇。两国的经贸合作和政治互信在不断深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