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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邓小平指导起草并经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但为正确对待历史提供了范例，而且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粉碎“四人帮”后，党面临着拨乱反正、开辟未来的新的历史使命。这个历史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概括的：“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邓小平在指导制定《历史决议》过程中提出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对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都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首先，从党的事业和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指明《历史决议》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以“西单民主墙”事件为代表的企图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非毛化”思潮，这种情况造成了党内的某种思想混乱。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反历史的观点，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8页。）他特别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298页。）为了贯彻这个符合历史实际的指导思想，他特别提出总结历史的两个指导原则，一是总结历史上的错误，不应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而应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之不再重犯；二是总结历史，主要是为了开辟未来，团结一致向前看。针对一些人对问题不作具体分析，简单地把错误的责任都归于毛泽东一个人，邓小平强调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6页。）。“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2页。）。他明确指出，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问题，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 其次，指明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这是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邓小平在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特别强调要贯彻这一原则，他指出，对建国30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也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这个原则在《历史决议》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他晚年的错误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纠正他晚年的错误正是为了回到毛泽东思想上来；毛泽东晚年的 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是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等等。这些正确的结论，为评价领袖人物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再次，在起草过程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在起草过程中，通过各种会议、个别交换意见，充分听取、吸收从领导层到理论界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历史决议》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邓小平还专门找中央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同意大利记者的谈话（涉及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够接受。广泛听取意见的过程，也是统一认识的过程。事实证明，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这提供了我们认识问题的重要的立足点。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