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邓小平晚年依然十分注意总结实践中的经验，他退休后对分配问题的思考和多次谈话，就是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的体现。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收入差距扩大现象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在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邓小平是既积极又慎重的。他曾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改革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就算失败了；改革的结果如果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如果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上去是没有意义的，等等。但是，当现实生活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邓小平，并没有回避问题，而是直面现实，揭露和解决矛盾。这是对我们党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他在晚年关于分配问题的六次谈话中，都严肃地提出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特别是1993年9月他关于分配问题见于记载的最后一次谈话中，非常坦率而尖锐地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深刻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忧虑。 邓小平对坚持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原则的问题，始终是明确的，这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之初，他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这里，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巨大优越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则是依据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政策的整体。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这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值得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而且也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但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始终是明确的。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他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2页。）这是从我国发展的方向和大局上提出这个问题的。1992年12月，他在上海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深思考。历史曾经证明并仍在证明，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不可能解决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为此，他专门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1357页。）。邓小平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何等重视。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收入差距扩大现象，如果不加以有效制止将会导致严重后果。1990年7月，他在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诚然，他在这里所说的两极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但也是根据中外历史经验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了超出人民忍受极限的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这一经济原因引发的，所以历史上历次农民战争都有“均贫富”的主张。当然，近些年我们出现的收入差距扩大现象，是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属于人民群众还能忍受的范围之内，但就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来说，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和重视，必须加以认真的解决。 在邓小平看来，我们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这是个令人振聋发聩的深刻的警示。他一贯强调，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是因为，所有制问题，是涉及判断一个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立的特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常识告诉我们，社会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性质。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扩而大之，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意味着社会占主体部分的生产资料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再成为剥削和压迫人的工具，这就为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也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可以想见，如果这种占有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公有制被私有制所代替，就不能不使社会性质发生蜕变。很显然，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两极分化而不加以有效制止和解决的话，势必会危害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关系，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动摇，甚至使公有制的劳动成果通过种种非法手段被占有，公有制最终名存实亡。所以，邓小平的“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警示意义。 邓小平正是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短短数语，透出他的重视与急切的心情。越是到晚年，他越强调要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要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应当说，他在这时特别提出要善于“回头总结经验，勇于改正缺点”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我们寻找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近些年，有人把一些学者提出要反思改革即要总结经验的正确意见，说成是反对改革，这显然是一种误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认识是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的思维方法，也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无知。只要我们仔细学习和体会邓小平关于总结经验的深刻思想，就不会有这样的错误认识。 ﹝作者梁柱，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