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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形象在实践中强化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完成、影响波及全国各地的重大庆典仪式。奏国歌、升国旗、鸣礼炮，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新政权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与动员，使开国大典成为宣扬“新中国”观念的重要场域。并且在大庆典中，“新中国”的标志——五星红旗、北京天安门、《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等核心元素所构成的国家形象符号体系，也在仪式的操演中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但国家形象毕竟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它的建构是一个主动塑造的动态过程。因为民众对国家的认知和评价，并非“永久地固定在某一个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处于不断的历史、文化与权力的游戏之中”(20)。因此，对于新生政权而言，它更需要在“新”“旧”中国之间划出明晰界线，让它的国民结束“过去”，认同“当下”，并带领他们一道开创“未来”。这当然不能单靠某一次庆典、公告或命令来完成。新政权还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不断强化国民对它的政治认同，以形成强烈“归属感”和持久“向心力”。 (一)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他们强行推行一种统一的全能的结构，并将它扩大到每个城市、每个村庄和每个家庭，以取代过去那种权力分散的松弛的政治状态”(21)。到1951年9月，全国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市直到2000多个县、数十万个乡，均在民选基础上建立了人民政府，初步形成上下贯通、集中统一，便于发挥高效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国家权力有效地深入城乡社会的最基层，这是新中国政权建设的一大特点。 但新政权的建立并不足以保证它的长治久安。为此，中共又先后发布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1950年3月)和《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这场大规模镇压行动，不仅对反共的旧势力会有强大的威慑力，而且对广大民众也起到一种形象化的政治教育作用。在运动中，中共一再要求通过“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22)。经过这场运动，新政权和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就被牢固树立起来。 (二)建立新的经济秩序。1949年中共在经济上最紧迫任务，就是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正如陈云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照老规矩，开国的时候，对老百姓总应该好一些”；但“我们现在是开特别的国，这一个国不同于大清帝国，也不同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那个国”(23)。新政权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历朝历代都扮演过的“征税者”的角色。它要重新改组“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以“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24)。事实上，中共在建政6个月内即有效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财税制度。这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重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群众运动再次被有效地加以运用。1951年、1952年的“三反”和“五反”即采用这种斗争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三反”的目标是整治干部阶层的不良作风。它包括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把腐败分子清理出党政机关。“五反”则是在私营工商业中针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它包括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实质是要迫使整个工商业阶层服从于国家法令。通过这种大规模运动，“打老虎”、除“五毒”，新政权不仅在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且也有效塑造清正廉洁的光辉形象。 (三)推行新的社会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即加大社会改革力度。比如，实行企业民主改革，严禁烟毒娼赌恶习，废止封建婚姻制度等。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全国土地改革运动。这“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25)。土改“斗争大会”上，人民群众以“算细账”、“挖苦根”、“倒苦水”的方式倾诉痛苦。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把苦难的一切根源归结为“万恶的旧社会”而建立“消极国家形象”，地主阶级则是这种消极国家的罪恶总代表；另一方面，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毛主席、共产党是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大救星”(26)。 中共鉴于以往的经历，对土改运动充满信心。毛泽东甚至鼓励“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参与其中，“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27)。因为在中共看来，土改就像一个“革命的大熔炉”，能熔化来自不同方面的原料，铸造出一种和谐一致的共同信念。正如艾中信教授指出：“在掀天动地的土改浪潮中，谁也不能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们或者是被诉苦所感动，引起了阶级仇恨；或者从清算封建剥削启发了斗争情绪；或者看到了农民的高度觉悟而兴奋；或者从老干部的工作态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加深了对共产党的热爱。这一切新的事物跑进我们的头脑里，挤走了旧的观念。”(28) (四)塑造新的国际形象。国家形象既是一种主动塑造的过程性对象，也是一种被动认知的结果性对象。但在当时西方舆论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新中国被“他塑”为专制国家、集权国家，中国形象的负面性被放大。为此，新政权制定并执行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项外交方针。它拒绝“继承”旧中国一切外交“遗产”，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从而“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29)。1949年底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并以此作为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起点。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缔结同盟条约和相关协定，使“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39)。这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上继续孤立中国，而且在军事上威胁中国。1950年9月美军悍然入侵朝鲜，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10月中国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充分显示了新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这场战争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中国民众中，“亲美思想一般已被摧毁，崇美心理有极大扫除，恐美心理基本上已被打破”(31)。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国际威望由于在朝鲜与世界上最大的强国打得相持不下而大为提高。”(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