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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中国”记忆的历史性塑造 在叙说“新中国”故事中，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当它在1949年宣告成立时，全国仍有大片国土未获解放(47)。对于这些地区的民众来说，“1949”本不具备历史性的界碑意义。此外，即便是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内，倘若深入1949年，细察某一工厂、学校或乡村的发展变化时，也会找到许多连续性大于中断性的事实。因为对它们来说，“1949”不仅不意味着历史的中断，相反却标志其模式、经验和制度的推广。 “1949”之所以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和特定的历史事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符号。而这种符号又是“新中国”形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元素。因为它不仅关系着新政权的溯源和历史地位的建构，而且还牵涉到民众对它的理解和政治认同。于是我们再次看到像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描述那样，国家仪式和历史话语似乎是以一种“共谋”的方式来加入想象、创造和记忆国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将各类符号进行编码和再编码，使其融入民众的内心体验之中，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与民族或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 (一)国家仪式对“新中国”的再塑造。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即通过国家仪式这一有效形式，动员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以形成对新中国认同的政治和社会心理。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从1950年起，每年的这一天被确定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它是由国家制定的用来纪念国家本身的法定节日。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便承载了建构这个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功能。 每逢国庆纪念日，国家均要举行大规模庆典活动。而在这些庆典活动中，新政权无疑都会“从头说起”——以“1949”为起点来追忆国家历史、展示建设成就、诠释未来目标。比如，1950年的国庆节，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大会上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做了这么多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这个政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48)；1951年的国庆节，中共更是把建设成就列为第一宣传要点，要求利用对“成绩的宣传，来提高人民对于战胜一切敌人及建设光明幸福的新中国的胜利信心”，并指示“各报应在国庆节及其前后发表各种庆祝文字及宣传材料，例如约请各界代表人物和普通老百姓写文叙述他们两年来生活变化思想变化和前途希望等”(49)；1952年的国庆节，中共不仅把成就宣传列为中心内容，而且还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制订自己的宣传计划”，“务使全国人民真正了解我们祖国三年来的重大变化，认清国家大势，并懂得我们所面临的新的伟大任务”(50)。 国庆纪念仪式并不仅限于首都北京，而是在全国各地同时举行，民众在这种全国统一的规范仪式中，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第一，在庆祝仪式中，“会场上只挂毛主席像”，“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如下：第一排面向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第二，“国庆节日一律悬挂国旗”，“各游行队伍可携带各种各色的旗帜，但国旗应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其他旗帜不要与国旗交叉”；第三，统一“发布纪念口号”，“各地应广为张贴散发”，“各地在集会和游行时，可将全国委员会口号加以改编，使其适合于群众呼喊”(51)。这种统一规制的国家仪式，可使民众对新中国形成超越时空局限的集体记忆。而民众参与这一仪式的过程，也正是获得、理解、接受新的国家形象的过程(52)。 (二)“新中国”进入历史学议事日程。一般说来，记忆向着认同，而历史向着真实。因此，并非每一种记忆都能成为“历史”，只有当它超越了某个体或群体的“此在”界限，才被称为历史的记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学也就是一门将人类记忆系统化符号化的学科。它将过去的事件按照书写者的立场进行编排与解释，并打通“此在”的界限赋之以新的生命和意义，从而变成集体记忆储存起来以供人们经常回味。而对这种记忆的每次回味又都是对它的强化以致产生更深一层的认同。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学正是以这种特殊身份加入了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因为在《共同纲领》中，新政权已明确要求“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53)。1949年9月，中共创办了全国性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希望如毛主席所说的‘以马列主义观点，说明一个二个实际问题’”(54)。于是在这种“学习”背景下，“历史”被作为“批判的武器”出场。正如在《学习》创刊号上，艾思奇指出：在这个“从头学起的时期”，并“不是为着简单的在头脑中装满各种知识”，而“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学习，较有系统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55)。 对此，史学工作者予以了积极回应。著名史家翦伯赞1950年发表《怎样研究中国历史》一文，被普遍视为史学界学习和改造的纲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56)。这意味着新的意识形态在史学界的确立，它要求按照一种新的方式对历史加以重新改写。正如赵俪生教授指出：“我的政治敏锐性在这时候一变而为学术敏锐性，它使我对旧日的史学著作(那都是自己当初认为非常得意的作品)看出了百孔千疮，无一当意，而觉得必须从头改写”(57)。 历史的重新书写，实际上也就相当于对记忆的重新建构。在新的历史话语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地位被合法地确立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著述中，廖盖隆的《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1950)、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具有更为重要的典范意义。它们均发挥过历史教科书的作用(58)。这两本著作一面把1949年书写为旧中国的中断和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一面又通过对1949年以前中共领导的“革命”和“战争”的追忆，让旧中国存活在新的叙事之中，从而在新与旧的对比冲突中加固了人们关于“新中国”的印象。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很快完成了对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对此，季羡林曾回忆说：“我当时才40岁，算是刚刚进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碍就不老少。参加大会，喊‘万岁’之类的口号，最初我张不开嘴。连脱掉大褂换上中山装这样的小事，都觉得异常别扭，他可知矣。”“对我来说，这个适应过程并不长，也没有感到什么特殊的困难。我一下子像是变了一个人。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中华民族前途光芒万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轻了10岁，简直变成了一个大孩子。开会时，游行时，呼‘万岁’，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时期。”(59)季羡林的回忆，再次说明“新中国”形象已深入民心。 (本文原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