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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强调了民族工作中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干部工作以及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关于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为我国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与民族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邓小平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势和任务，对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和实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我们党一直都很重视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和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作用。1949年11月，毛泽东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周恩来论及民族工作时也经常讲到民族干部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1952年7月，针对西南地区复杂而重要的民族问题，邓小平在给西南民族学院的题词中特别强调，“团结各民族于祖国大家庭的中心关键之一，是在于各民族都有一批热爱祖国，并能联系群众的干部”（张汉城主编：《西南民族学院院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民族团结的重要作用。 1966年3月，邓小平视察青海时指出，青海工作最根本的是两个问题，其一是把农业搞上去；其二是解决民族问题。而要“解决民族问题，关键是培养少数民族的干部”（《邓小平的历史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9页）。这里，邓小平同样强调了少数民族干部对于推动民族地区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针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强调培养和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做好民族工作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邓小平曾多次指出，民族地区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干部。1978年10月，中组部发出《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其中强调，民族地区要注意选拔政治思想好和比较懂得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1981年8月，邓小平在新疆视察时，针对当地出现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头，特别强调，“干部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新疆的工作能不能搞好，关键是干部问题。”因此，必须“注意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这是邓小平再次使用“关键”这一概念来强调少数民族干部对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地区稳定的重要作用。 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也是贯彻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内容。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并于同年10月起施行。其中第16条、第17条、第18条、第22条和第64条都对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和培养做出了明确规定。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在这些规定中“得到了集中的贯彻和体现”（贾东海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 干部队伍建设确立什么样的标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延安时期党的重要领导人著作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握好“德”与“才”的关系，1940年11月，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具体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德才兼备”标准的提出，造就了一大批坚持革命、勇于战斗的干部队伍。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干部选拔培养上也一直坚持这一原则性标准，不过，随着不同时期中心工作的变化，“德”与“才”的具体内涵和指标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