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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将“德才兼备”这一原则性标准进一步丰富发展。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肯定了德才兼备的标准，同时补充了三项标准，“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标准。“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1页）。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标准培养、选拔和任用干部，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总方针，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德才兼备”标准的丰富发展。 在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上，毛泽东主要着力于培养和任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干部。因此，“革命化”成了其偏重的主要标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选拔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方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发展。新的方针指出，要“大力培养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金炳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发展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页）。1981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提出，要“大力培养一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密切联系民族群众，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种业务工作能力的民族干部队伍”。这实际上就是将干部的“四化”标准推广普及到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上。 此外，邓小平也意识到少数民族干部标准所具有的特殊性。1981年8月，他在新疆视察时谈到，“要树立一个选拔民族干部的标准，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这一特殊标准的内涵，邓小平指出，“对思想作风正派，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又有突出工作表现和一定资历的同志要大胆提上来”（《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199页）。这阐明了少数民族干部除要达到一般干部的政治要求之外，还必须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立场上特别坚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政府提出要“普遍而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民族干部的数量和规模发展得较为迅速。1950年，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只有1万人；1956年，增加到21万人；1966年，则已达到80万人。 尽管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但还面临着少数民族干部数量与其人口比例不相称、层次分布不合理、基层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和专业技术干部缺乏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邓小平开始注重培养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并注意对其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专业技术结构上，1979年11月，国务院在批准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关于民族学院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报告》中提出，民族学院必须大力培养“四化”所需要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政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文化知识结构上，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与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指出，不仅要发展生产，“还要努力发展文化，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知识化”（《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0页）。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主要采取民族院校教育培训、干部学校和民族干部学院培训、委托普通高校办民族班、中央有关部委培训和挂职锻炼等形式大力培养各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构成上，198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云南民族工作汇报会纪要》中提出，要“使每个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做到民族干部的构成与当地各民族人口比例大体相当”。 在邓小平少数民族干部建设思想和国家各级部门出台政策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数量不断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截至1992年年底，少数民族干部从1977年的78万人发展到228.4万人；全国5个省级自治区中，少数民族干部在其省级干部、地（厅局）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中的比例分别为47.5%、35.9%和32.1%；全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75％；全国企事业专业技术少数民族干部占其总数的比例为64.4％（孙懿：《中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7—98页）。 （作者：黎海波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本文为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课题〔201609〕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