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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这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又如何发展，往往以宏观的面貌留痕于教材书本，而那些微观的、有温度的细节常常在个人生命中才更容易被感知。袁恩桢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1960年，他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从跨专业的“小学徒”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再到获得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80岁高龄的他有着近60年的研究生涯，人生中随便一瞥都真实记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见到袁恩桢先生时，他裹着一件周正的西装，客气而认真。他头发灰白，眼神温润，眉宇间不存一丝凌厉之色，“温厚”是很多人给他的评价。与温和形象形成对比的是，他做学问铿锵有声：50多年的经济理论研究生涯里，他独著、任主编或副主编的论著有二三十种，专业文章发表了500多篇，获得了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还拿下了领域内许多含金量非常高的奖项，这其中就包括2010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能获得这份奖项的无一例外都是在各领域有着至高威望的上海学界“大神”。若不是提前做了些功课，与袁恩桢的谈话中很少能了解到这些奖项信息，他谈得最多的就是政治经济学，他在实践中发现的那些理论，以及他对那些理论的坚持。尽管他谦称因为年岁大了，除了给媒体写写稿子，现在很少做研究，但一提到这个伴随他大半生的话题，不难发现他对这门学科的思考，从来没有中断，俨然流淌于他的血脉中。 这个月，袁恩桢就整80岁了，他的思维依然青春，可以迅速攫住问题的中心娓娓道来，听他聊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一种历史画卷在面前展开的即视感和立体感。 “时代的机遇”：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结缘 采访是在袁恩桢的书房里进行的，这是家里他最喜欢的地方，常在里面读书看报写文章，待到忘我，需要夫人来提醒他歇歇眼睛——两面墙壁的书与写字台上一台两指厚、有些年代感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见证。并且显然，对学术思想求新求真的他，对于物质并不怎么上心。 伴随着一口上海-宁波话，袁恩桢的求学治学之路徐徐铺展开来。他迈进“经济学”的第一脚就充满了幸运：1949年5月宁波解放，之前还等着当年秋天小学毕业就跟兄长们一起做学徒的袁恩桢，因为这一历史事件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求学。宁波从商之风古来兴盛，袁恩桢自小浸染其中，那时当地有一座财经学校可以免费读书，这为家境并不算好的袁恩桢打开了一扇求学之门，关于“经济”的意识也在此间萌芽。1956年，袁恩桢高中毕业，多数同学直接找了工作，如果不是后面的机遇，这也是袁恩桢的人生模式——当年上海财经学院扩招，许是“财经”共通，校方就寻到了宁波来找生源——袁恩桢就这样被选中，免试录取到上海财经学院读了统计系。读了两年多，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科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又过了两年，袁恩桢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研究室——在踏入研究室之前，他跟政治经济学几乎是零接触。 对袁恩桢来说，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本属无意，是“时代的机遇”眷顾了他，而且这个机遇还是个“超级豪华版”。“当时政治经济研究室的主任雍文远，是中国第一本公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副主笔之一。这本教材的主笔姚耐和其他副主笔如蒋学模、苏绍智，个个都是大牌教授”，袁恩桢正襟危坐，讲着他甫一进入研究室的情形，他原先和缓的语气因为陷入回忆有了起伏。说起这些大牌教授，袁恩桢的脸上露出了学生般的崇拜，比介绍自己更起劲：“王惟中教授讲起课来慷慨激昂，他曾经留学德国跟奥地利，解放之前在中央大学教书，那时已经可以开‘资本论’、西方经济学两类经济学的课。横跨两头，现在这样的学者不太有。”说到“更为出名”的沈志远：“他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30年代写过一本《新经济学大纲》，蜚声解放区和‘蒋管区’，在整个中国都相当出名，也是经济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研究室里年纪大些的都是大师，中青年研究人员也是相当精干，一看这环境，袁恩桢跟自己较上了劲儿：“我只有发奋学习才能跟得上这个形势啊。”袁恩桢言语中从来不提及自己的聪颖，一切都归功于机遇与努力，20岁出头的他有着同时代年轻人的共同特质——老黄牛精神，他的想法很朴素：分配给我做的事情我一定要干好。渐渐地，他在这“任务”中生出了兴趣。 当时研究室里的学研模式是师父带徒弟，袁恩桢的师父就是沈志远。沈志远那会儿在做《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情况》专题，其中一块内容是梳理研究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相关材料的收集就交给了袁恩桢，半年间袁恩桢在琐碎的工作中摸索到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资料怎么收集运用、怎么整理、思路怎么理顺——学术研究的脉络在袁恩桢的眼前逐渐明朗起来。后来带学生，袁恩桢也最重这条：培养研究的能力。 掌握了理论研究“第一式”的袁恩桢幸运地在他进入研究室的第二年赶上了经济所举办中青年《资本论》研究学习班，这几乎就是请武林宗师亲授顶级秘笈——所长姚耐下定决心要提高经济所的理论水平，于是派出了王惟中、孙怀仁，请来了复旦大学的漆琪生、吴斐丹，还有《资本论》的翻译者之一、当时厦门大学的校长王亚南，共同授课。袁恩桢讲，姚耐所长想到办这个班是有缘由的，1959年在上海和平饭店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跟上海社科院两家的经济研究所合作举办，这次讨论会是解放后经济学界的第一次大聚会。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为了这次会议做了几组实地调查，出了不少研究报告。会上将两地经济所对照，总结了双方特点——北京经济所理论性强，上海经济所实践性好。“姚耐听闻这个评价，就感觉这在某种角度是对上海经济所的鞭策，上海经济所理论水平尚待提升。”袁恩桢回忆，当时阶级斗争之风已经刮得相当猛烈，姚耐的这一做法也遭受了一些压力，还有人批评上海经济所“关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实际上，这个学习班对上海经济所的一批中青年骨干提高理论水平、研究能力相当有帮助。”“蝴蝶”在和平饭店扇了下翅膀，袁恩桢的学术生涯里便起了春风，他的学研思路就此打开。当时上课的情形袁恩桢还历历在目：“教授们教课都是第一流的，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加上《资本论》每篇都是名作，关于各种问题的解释、记忆要领，每个学生都密密麻麻记了几大本。这一年的学习甚至比大学四年更为受用，也是那一场学习让我深深意识到《资本论》中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经济是有用的。”袁恩桢坦言，他许多文章的灵感都来自那一年的学习——他的文集里有一篇《葡萄酒、工人视察员及其他》正是从那场《资本论》学习中抠出来的东西。 1964年，研究所大批人员下乡参加“小四清运动”，袁恩桢因为身体较弱留守所内继续做研究。因为所里的学习活动几近停摆，袁恩桢就拾起幼时的爱好：写东西，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关于商品与价值、专业化与协作等方面的文章。袁恩桢自己也没有料到，这竟形成了他研究工作的第一个小高潮。“那时刊物很少，上海除了大学校刊，在全国有影响的就是《学术月刊》，当时在上面发一篇文章是相当不易。”在《学术月刊》上接连发表文章，让袁恩桢开始相信自己能在研究领域站住脚。然而他的雄心壮志被随后到来的“文革”打散了。“文革”当中，上海社科院被撤销，尽管秉持所学，袁恩桢还是做了些学术工作，但离经济研究是越来越远，10年间他都没碰过他的专业领域，直到1977年重回经济研究所。想到刚回所里的那段时间，袁恩桢说：“总觉得有股力量推动我要把以往丢失的10年时间抓回来。”追赶着时间的袁恩桢迎来了他研究创作的又一个高潮。《袁恩桢文集》中有一篇《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且与《文汇报》颇有渊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又一次大讨论，而上海当时还未发出声音。“《文汇报》当时的总编辑马达，通过报社理论部的同志约我写一篇相关文章。那篇文章我写得相当苦，也相当急，上午拿到题目，下午在单位里找材料，晚上回家开始写。当时也没电脑，只能手写，也没打草稿，写到大概凌晨4点多，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白天送到了报社，次日就见报了。这个速度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是十分难得的，当时就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希望能为拨乱反正做点工作。”袁恩桢加班加点地写着文章，并没想到这些成果为他1987年直接跳过副研究员，破格升为研究员打下了基础。袁恩桢还记得，那会儿他有个“头衔”——上海社科院里年纪最轻的研究员。“张仲礼院长在院里大会上提到，上海社科院开始有了不到50岁的研究员。我后来发言时说，我49岁，也不年轻了，我们的研究人员不能总是熬到白发苍苍才可以做教授，这是研究工作因‘左倾’错误停滞产生的结果。我相信今后会有更多年轻的教授、研究员出来。现在也确实如此。” “文革”结束后，姚耐受命恢复上海财经学院，曾试图拉他颇为看中的“小袁”回校，“小袁”却十分为难：“我一口宁波话，大学里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听不懂，我怎么教课。”私心里，袁恩桢留恋社科院的氛围，对研究工作已经相当感兴趣，不愿离开了。“曾经听到有人评论在上海社科院工作是闲差，我不这么认为。社科院尽管没有坐班制，但是相当辛苦，没有休息日、没有晚上，只要有空就在做研究。”袁恩桢说自己最怕空闲，社科院的节奏倒正合他的胃口。只是常年埋头于各种材料之间，这份辛苦让袁恩桢落下了眼疾，时间一长就要拭泪。“辛苦归辛苦，比不得研究带来的乐趣，若是发现新的东西就更加有乐趣。”享受着研究中的乐趣，袁恩桢的著述也由薄变厚，为学界所知，为国家建设所用。《社会必要产品论》是上海经济研究所集中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力量，用了两年时间完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也是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一部著作。1983年春节这部著作在北京立项时，袁恩桢就在现场。在该书后续的编写中，他也担纲了重要角色，他还是主编雍文远指定的助手之一。这本《社会必要产品论》集合了学术团队众多人的创意，袁恩桢的贡献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商品两重性的观点。直至今日桃李满园，在学界备受推崇，对于这一贡献袁恩桢仍是不敢居功：“这是雍文远教授创立的，我把它发挥出来。”采访中，袁恩桢从不提自己首创了什么，又率先发现了什么，他说，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都是相互搭界的，都是站在彼此肩膀上。 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相伴50多年，袁恩桢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研究热情。在他眼中，这就是事业。即便在担任经济所所长的多年间，他也没断了研究，他甚至把所长不得不去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都看作是一种社会调查，作为一份材料融于研究工作当中。他还天生“神技”，可以利用琐碎的时间写文章，思路不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时间紧迫，他心中的事业又任重道远：“我感觉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很好地完成，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我知道这条路相当漫长，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的力也只能是那么一点点，但即便如此，作为个人也要全部贡献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