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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来自“田野”的思考 提起恩师袁恩桢，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长权衡给出这样的评价：这一代学者是实践与理论融合的一代，他们通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大量的实践考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发展相融合，又大胆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客观理论，然后再进行融合、创新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一代代做融合的学者，就没有我们现在这批中青年学者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毕竟，注重各种理论相互借鉴，注重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这就是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动力。袁老师这一代经济学家显然为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经验。” 这番话正是袁恩桢研究工作的缩影。经过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个阶段，袁恩桢感到他的思考方式越来越偏向经济理论跟实际的结合。“从实践中提炼理论，这条思路是比较明确的。中国现在走的这条路前无古人，是伟大的探索，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模式是从来没有过的，把它讲清楚、做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再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个新的关系，我尽管把它概括为‘双强模式’，但这个模式到底如何，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袁恩桢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研究私有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治学成果大部分都来自他的“田野”经验。他说经济理论有个特点——随机性，所以从书本到书本肯定不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理论被否定，要推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只能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研究产生。他印象比较深的是，上世纪80年初深圳、珠海特区刚刚成立，上海市经济学会组织了10人团队去考察，进入得早，考察得也比较深。那趟回来，考察团此前抱有的疑问，比如开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开放的难度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在调研中得到了答案，形成了多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投给《人民日报》，也成为《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一份详尽考察报告。 1986年秋，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题，又组织了10个人到浙江温州做了一个月的调查，当时袁恩桢许多发表的文章都是以此为内核。私有经济，在当时是社会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袁恩桢一行人刚到温州的时候，正是温州模式遭到有关方面重重责难之际，却也为调查组提供了极好的机遇。“温州方面第一次看到这个规模的调查组，还是来自上海理论界的，对我们非常欢迎，把所有资料都提供了出来，毫无保留，我们调查了一个月，形成一本专著《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这是关于研究温州经济发展最早的一本专著。”在这本著作里，袁恩桢等经济学者基本肯定了温州经济发展模式，认为这是贫困农村致富的一条捷径。“改革开放后，独立思考的空间大了，仍感觉有一股力量推着我到处走，到处看，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不光是我，我身边许多学者都热衷实地调查，今天了解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很多是从当年的调查中慢慢摸索出来的。”袁恩桢说，尽管当时条件有限，但是他每年都要走出办公室，有目的、有课题地做一些调研。近的，考察过上海当地企业，远的到过西南、中南、西北等地。1987年在广西百色的所见所闻更是让他清楚了一个现状——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那些风景秀丽的山区仍极其贫困，有些还有刀耕火种的痕迹。“从带有原始社会痕迹的生产力，到计划、半计划的生产再到最现代的生产，中国都有。如果开个关于生产力历史的博物馆，中国最有条件。”虽是句玩笑话，却反映了一个事实。那趟考察后，袁恩桢提出了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化的理论，认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各种经济形式，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都应有发展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声音在当时并非主流，受到不少质疑，但袁恩桢还是坚持自己的理论：“我坚信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也相信理论与实践打磨出来的东西不会出错。我做学问的原则就是从理论与实际出发给出建议，而不是迎合一些风向。” 袁恩桢非常重视把“田野”里收获的这些理论变为决策建议，把所思所想交给社会，为发展所用。他始终觉得研究不只是学术圈里的事，研究工作还是要为现实服务。“特别是经济理论，它的实用性很强，所以要更好地去表达，让所有人看得懂。”浸淫经济理论研究多年，与那么多专业名词打交道，袁恩桢很担心，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写出来的东西很多人可能看不懂，因此他写文章，追求的是深入浅出，让社会上各层面的人都能读得进去，对于这一点，他一直坚守原则：“写文章是一定要给人家看的，看不懂，写来的意义何在？要进得去，出得来，这是我一直提倡的。” 末了，记者请袁恩桢对多年治学成果做番评价，老人家难得一笑：“不可能完全满意，但应该讲我是尽我的力了。我一直讲，社会给我的比我所付出的更多，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满足。” 文汇报记者 刘力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