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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尚书》学成果丰富，经学家对《尚书》的阐释成为建构一己思想的重要方式，也是思想论争的依据，经书阐释建构推动着时代思潮的演进。宋人在《尚书》研究一域开启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尚书》隶古定文字的汇集研究、汉代《尚书》资料的辑佚、科举试册式解经模式以及对《尚书》的疑辨研究等。从发展脉络看，宋代《尚书》学主要围绕王安石《书》学和朱子《书》学的论争展开。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尚书新义》颁行以前为第一期，皮锡瑞《经学历史》认为此时经学“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学术研究主流的理念和方法承汉唐旧制，但刘敞《书小传》疑经改经，渐开宋学新风。熙宁八年至宋高宗朝为第二期，王安石《尚书新义》被朝廷定为科举用书。孝宗朝至蔡沈《书集传》颁行前为第三期，理学、心学、浙学诸派各援经典以申己说。吕祖谦为代表的浙学固守古学，朱子为代表的道学全面疑《书》，又以《尚书》阐释建构其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论，批驳异端邪说，努力重建儒学的一统地位。杨简、袁燮、钱时解《书》则阐明心学思想。蔡沈《书集传》出而大有众流归一之势，成为南宋《书》学的转捩点，是为第四期。此一时期理学解《书》成为范式。 宋代《尚书》学与时代思潮 在经学时代，经书的阐释与时代思想的演进紧密相连，宋代《尚书》学史上这种关联尤为明显，先后展现为王安石新学与诸派之间、理学与心学之间围绕《尚书》阐释展开的激烈思想论争。 围绕王安石《尚书新义》的思想论争。作为科举考试用书，《尚书新义》统治科场60余年，对当时解经的方法和思想的阐释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以解经为变法之思想基础，杂刑名法术之学，背离儒家仁政民本思想，诸家对其猛政多有批评。维护王安石《书》学者今仅见张刚《尚书讲义》。而旧党之文彦博、范存仁，蜀学之苏轼，理学家之程颐、杨时、林之奇、张九成等，纷纷著述批驳王氏新学。程颐批评新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林之奇《尚书全解》批评王氏解《书》“以为其新法之地”、“诵六经以文奸言”，如“盘庚言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介甫则峻刑罚以绳天下之人言新法之不便者”，从思想层面完成对王安石新学的理论批判。 《大学》《中庸》思想的渗透与心性论、道统论的建构。在宋代《尚书》学史上，《大学》《中庸》思想与《尚书》的融合展现了最鲜明的时代特征。仁宗朝赐新及第进士《大学》《中庸》，《大学》“三纲领”、“八条目”，《中庸》“中和说”成为思想资源渗入《尚书》阐释，成为宋儒心性论、修养说思想建构的凭借，以应对佛、道思想的侵蚀。《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及《洪范》“皇极”成为宋儒建构心性论的重要思想资源。程颐训“人心”为“私欲”，“道心”为“天理”，倡“灭私欲则天理明”，开启理学家心性论、修养论的基本命题。吕祖谦以“精一”为修养功夫，要禁私欲于“未发”，沟通《中庸》“中和”说。朱子训“皇极”为“为君的标准”，欲天下之人皆效法君王道德，明确提出解《书》须见得“二帝三王之心”的宗旨。求“二帝三王之心”实质上就是寻求和建构儒家道统的过程。《尚书》记载了尧、舜、禹、汤、文、武、傅说、太甲、周公等圣君贤臣谱系以及圣贤的治世精神。在儒者的阐释下，《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成为圣贤出治心法，程颐认为“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林之奇认为“虞廷十六字”是“尧、舜、禹三圣人相授受之际，发明其道学之要以相畀付者”，是与“《中庸》之言相为表里”的。朱子认为《皋陶谟》是“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治天下之大法”。又训《洪范》“皇极”为“君的标准”，认为“九畴”是以“皇极”为中心建立起的治世大法，构建了以君德教化天下的治世模式，契合了《大学》“三纲领”精神。又认为《中庸》是为传道学而作，尧以“允执厥中”授舜，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授禹，成汤、文、武、皋陶、伊、傅、周、召、孔、颜、曾、子思以此圣圣相承。《尚书》与《大学》《中庸》的结合，确立了儒家圣贤人物和性与天道为理论架构的传道谱系，从理论层面完成了对佛、老的批判。而时代对《大学》《中庸》思想的深刻关注成为道统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