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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档案乃重要的一手史料，其价值不容估量。时下，地方档案整理方兴未艾，受到学界青睐，国家重视。而检视整理现状，成果虽呈“井喷”之态，整理方法也在不断改进，整理方案却仍多各自为战，缺乏交流与共识，旧有且不足取的整理方案仍在不同的地方重复着。如何科学、规范地设计整理方案，如何迎接大数据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实现数据共享，特别是如何有效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1.是保持原档风貌，还是另行分类？ 基于档案学的“来源原则”，对档案的整理，存留档案“原件总量”和保持“档案排列原貌”是需要首要考虑的。但是，时下各地地方档案整理，此原则重视不够，“边整理边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在一些地方，粘连成坨的档案被直接扔弃，或成了纸厂的原料。在分类上破坏档案保存原貌的现象更为常见。举例言之：对于清代《巴县档案》，整理者打破了档案原有的“按房保存”的格局，根据今人的划分标准将它按内政、司法两大类进行了人为的分割。其下内政类又分为职官、军事、政治、财政金融、文教、交通邮电及其他等类，司法类又分地权、房屋、借贷、欺诈、家庭、妇女、继承、商贸、凶殴、盗窃、租佃、赌博等；直隶顺天府《宝坻档案》亦被按职官制度、民警政务、宪政、法律词讼、镇压革命运动、军务、财政金融、农林商务、外交往来、传教、礼仪、文教卫生等进行分类整理；台湾《淡新档案》的整理也很典型。当年戴炎辉教授以清代地方行政与近代法律的概念按行政、民事、刑事三编分类整理，后来的学者已发现，“入行政编的很多案就是诉讼案件，如果将之归入民事编或刑事编也未尝不可。甚至，戴教授对于每一个‘案’的归类，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一个‘案’在诉讼之初控诉者号称被掳禁，因此被归类为刑事编的‘人身自由’，但随着诉讼的进行、案情的发展，反而让人觉得应该归入民事编的‘钱债’。”（吴密察：《清末台湾之“淡新档案”及其整理》，“第二届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四川南充，2014年11月28日）。值得庆幸的是，四川《南部档案》采取了为数不多的按房归档整理方法，作出了有益探索。 简而言之，上述“不当”分类整理法是不适用于地方档案的初次整理，但在数字化环境下，将其纳入后期深入整理阶段则比较可行。这样既可以保持档案原貌，又可以发挥“分类”的固有价值，方便利用者。 2.是点校，还是影印？ 过去的档案整理，点校者不少，如20世纪80、90年代四川省档案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合作整理的《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2册），四川省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四川省档案馆编辑的《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档案馆整理出版的《清代冕宁县彝族档案资料选编》，戴炎辉整理的《淡新档案选录行政编初集》（4册），台湾大学图书馆编的《淡新档案》（36册）等。此外，《四川档案史料》《档案史料与研究》《四川档案》等期刊按主题刊布的一些档案资料亦多采用“点校”的方式。 客观而论，点校自有其优点，如同一页能容纳的可读文字更多；点校本比影印本价格更便宜等。但点校本也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是大量信息特别是图像一类的非文字信息常被人为遗弃，继而导致不少问题被研究者忽略，或者是抓住了某个问题却无法深入研究。如在清代诉讼中，要求两造使用状格纸。事实上，状格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长、宽、状格数等多有变化，而这些正是研究清代诉讼文书的重要资料。又如，档案中的图记（如幕友闲章、“官代书戳记”）含有研究清代地方行政的重要信息，但这些资料和信息很难通过点校的形式展示出来。此外，误识、误点现象更是普遍存在，比如在一篇利用清代《冕宁档案》讨论“特定身份人告呈资格”的论文中，将最核心的材料“生监、老幼、妇女、残废之告状，无抱告不准”识读成了“生监者幼妇女残废之告状无抱告者，不准”，其中“老”字被识成了“者”字，一字之误，谬以千里。诸如此类，使得档案的价值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