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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中国古籍的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的鉴别方法和技巧当然很重要，但若能再进一步，将二者相结合，用以考察文本的嬗变，会收到更理想的效果。我将这一方法简称为“刻与印结合考察法”。 中国古籍主要采用雕版印刷，有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的分别。在传统印象里，这些话题很技术、很蓝领，但又带有一点神秘感。在当今纸质文献已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大家会觉得这样的话题离自己太远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今天的讲座想与大家分享的是，上面两个话题其实很好玩，也很有用，与大家的日常阅读很有关系。 一 从形式上着眼，的确有些翻刻本与原刻本面貌很接近，容易彼此混淆。另一方面，古书的字体会随时代风气而变化，就像不同年代做出的服装，款式不会一样。隔代的裁缝即使模仿，做出的样子仍不免有差池。在模仿基础上的差异更加微妙，能察觉到这类差异的，是真正的鉴别高手。 从文字内容上来说，翻刻本以忠实底本者为好。底本有脱文讹字，遇到后人校勘不慎，或不得其法，翻本便会增添新误。明嘉靖后有不少翻本，遇有底本缺字，便妄为合并，或模拟填充，以致失去庐山真面。虽读来文从字顺，实在是不足据的。当时对宋元旧本加以仿刻成为一时风尚，但其中有校改者不在少数。 顾广圻被称为“清代校勘第一人”，过去学者也盛赞他的翻刻忠实底本，但也只是做到不“轻改”而已。遇有明显错误，又有善本为据，他还是会改。他翻刻明吴元恭本《尔雅》，刻成后又得到宋本，据以校改多处。他为吴鼒翻刻宋乾道本《韩非子》，改正底本之误字达近百处，今改刻痕迹宛然具在，可为凭证。也许认为它们不具备考证价值，也不足以显示其学问，他对这类改字只字未提。当然，他的改字有底线，有个人风格可寻。有些本子，比如汪士钟刻《孝经注疏》极罕见，过去一向归为顾校，夷考其实，汪本在翻刻基础上又据通行本改字，与顾氏一贯校勘习惯不符，说它出自顾校恐是误传。 二 古书同一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印本价值可能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多讲究。我曾见过一部清同治十年(1871)洪氏晦木斋刻本《隶释》，为潘秋谷旧藏，书前黏附一张浮签，上有“荆塘义学初印本”朱文长方戳记，这种在印本上明白地自称“初印本”的例子并不多见。现存的一些近代售书目录上，多载有当时不同印本的标价，相互比较一下，发现初印本的价格一般可达到后印本的五倍左右，少数可达到十几倍之多。很多旧书坊喜欢标榜“初印本”，这或许就是主要的动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