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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印本一般用好纸，配以鲜亮的墨色，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后印本则用一般的竹纸，很少让人眼前一亮。明正德陆元大刻本《花间集》、清乾隆鲍廷博、郑竺刻本《庚子销夏记》，均有罗纹纸的初印本，与后印本美恶相去悬绝。此外，初印本开本往往较大，后印本经过切边处理，开本较小。区分初印与后印，对这些外在形式的差异可予留意。 当然，更重要的区分依据是文字出现了变化，原因是书版有修版或递修。发现印本之间的异文，正确判定印本先后，是版本鉴定的应有之义。要作这样的研究，最好是能够一次性集齐不同印次的印本，并几而观。但清代藏书多为私人占有，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比如在外面偶然见到一部印本，怎么来判断它的印次呢? 清乾隆间学者翁方纲写过一篇《蒋春农文集续》，记载了同时代学者蒋宗海(字春农)的一则事迹: 春农每来座中，手箧椟快辨横飞。有与商古籍者，则屈指唐镌、宋椠，某书某板阙某处，某家鉴藏某帖，如贯珠、如数家珍。问者各得其意以去，而春农杂以谐谑，初若不经意也。叶昌炽《藏书记事诗》依据翁氏这一条记载，为诗咏春农:“手持箧椟飞雄辩，玉屑霏霏落四宴。”蒋氏有这样的能耐，一方面是因为他记性好，另一方面恐怕是他曾暗自下过工夫，校核印本，发现异文，并事先背下来了。鉴别印本早晚，这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也遇到过一位具备这种本领的前辈，他就是前不久刚去世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杨成凯先生。杨先生精通数学，记忆力过人，他的主业是语言学，对古书版本也有极深入的研究，其中又特别留意初印与后印的鉴别。记得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在他面前说起赵一清《水经注释》清乾隆原刻本有印本差异，卷一第五行首二字，后印本为“三成”，下半句还没开口，杨先生就接口说:“初印本是‘山三成，”，三个字还习惯性地拉长了调子。后来有机会与杨先生溜弯儿，我就故意提起某书、某一印次、某叶、某行的一条异文，他往往能马上答出来。比起杨先生，我既无学问，记性也不好，遇到印本的差异，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尽可能多做一些校勘表，以备今后整理或搜访之需。 三 掌握以上二者的鉴别方法和技巧当然很重要，但若能再进一步，将二者相结合，用以考察文本的嬗变，会收到更理想的效果。我将这一方法简称为“刻与印结合考察法”，这也是今天要向大家重点推介的一种研究方法。 古书版本在印刷与传递时，并非只有单线的联系，更多的情况下，它会形成一种立体的关系。从横向来说，初印本与后印本之间形成一种文本的渐变关系;从纵向来说，该印本又有其来处，有其去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