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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能想到将两个熟悉的事物结合起来考查，并不容易。陈寅恪先生写过一篇论文，题为《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后被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他用杜诗“羯胡事主终无赖”句的解释，反证历代学者对庾《赋》“用无赖之子弟，举江南而全弃”中“无赖”所指理解有误。对于庾信的《哀江南赋》，大家想必很熟悉;对杜甫《咏怀古迹》诗，也很熟悉。但在陈先生之前，未见有将二者联系起来的。 以上说的是意识。相比之下，条件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条件的难题容易克服。有些版刻的印本、翻本品种甚多，往往被认为复本，又分藏各地，需多年留心寻访，才能有较为完整的认识。一些印本藏得很好，找到它只能凭一线之机，让人想起禅宗话头里“盲龟浮木”的比喻。雪窦禅师说“曾向沧海下浮木，夜涛相共接盲龟”，这样的工作只靠一两个人做不行，希望大家都来关注图书馆中所谓的复本，多去利用它们，以争取更多相遇和得济度的机会。 五 将刻与印结合起来研究，可为我们考察文本渊源优劣提供助益。现有的一些影印本、整理点校本，由于操作者对底本的刻、印方面关注不够，出了毛病。 彭元瑞、刘凤诰合撰《五代史记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二书，原刻初印本文字均有讹、夺、衍、倒之病，后印本经过通人校勘，修版重印，改正错字甚多。通行的《续修四库全书》本却都选取原刻初印本，这是影印底本印次选择不当的例子。 丁绍仪《国朝词综补》原刻本有初印、后印之别:初印本有讹字，有误收词作导致一词重出的，有脱漏字，后印本已补正。1986年中华书局点校此书，以原刻初印本为底本，以上错误都未能改正。底本有缺字，点校者不顾词谱规律而硬点，结果点成破句。这是标点整理底本印次选择不佳的例子。 朱熹《晦庵先生文集》出自宋刻，有闽本、浙本两个文本系统:闽本现存最早者为元刻明递修本，浙本最早的有宋本。闽本与浙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劾唐仲友数章”，浙本的文字更为详备，揭示了唐仲友案的不少惊人细节(比如包养、贪腐等罪行，唐氏都有触犯)，其中又以究问官妓严蕊一节，内容最具话题性。宋人周密《齐东野语》中有一篇《台妓严蕊》，将这段经历描述为偏执道学家(朱熹)欺凌无辜才女(严蕊)，“力不能使之诬服”，后朱氏改除，岳霖为宪，怜严蕊病瘁，命之作词自陈，严蕊口占《卜算子》一首云: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结果严蕊当天就被判令从良。这个故事写得绘声绘影，结果是“委巷琐谈，传为口实”。因此，浙本中“劾唐仲友数章”的文字完足，对于朱熹而言，可说声誉攸关。明成化十九年(1483)，黄仲昭对闽本书版进行修补之余，将浙本多出文字的补入，致使闽刻后印本较之初印本增添了四十三叶文字。 近年出版的《朱子全书》点校本，其中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点校者取嘉靖本为底本，有以闽本、浙本作为参校本，符合整理的规范。但其采用的闽本是一个明成化以后的递修印本，而不取初印本。拿一个已照浙本改过的闽本，再去校浙本，结果可想而知，这多出的四十三叶文字，本来是“能够显示文本发展历史线索”的关键性异文，却在校记中毫无呈现。这是印本考察不足导致校勘失当的例子。 结语 中国的古籍印本由于印次的差异，在形式上呈现出不同艺术魅力，在文字上带来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在大约两百多年前，一些聪明的中国学者(如黄丕烈、顾广圻、周锡瓒等)已经懂得从这些差异入手，来探究文本的源流，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发现。之后限于条件，这一方法并未能普及使用。在今天古书陆续归公的情况下，重新唤醒并审视这一方法，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日常阅读的理解，并为目前已局部陷入瓶颈的中国版本学研究提供可备重新书写的全新视角。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本文根据作者在“海上博雅讲坛”的讲演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