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在研究视角上对社会史产生较大冲击。受其影响，社会史研究在对象选择和方法解读方面出现新变化，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成为研究主题。换言之，如同新文化史一样，社会史正在经历“文化转向”。从国内社会史研究现状来看，宗族研究是古代社会史特别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近十余年来，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从墓祭和祠祭等仪式来探讨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形态，逐渐取代以往主要关注族谱、祠堂、族产等宗族设施和社会形态性质，并越来越倾向于探讨家族背后的文化建构与想象的联合体。在宗族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趋势下，对以族谱、碑谱为主要载体的谱牒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生产与建构过程。 宋代修谱模式成型 在中国宗族史上，谱系对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代都有专门的谱牒学。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到汉代以降的碑谱，广义上说都是不同的谱牒形式。宋代以后，新修族谱多以欧阳修、苏洵的族谱序为标榜，族谱序跋逐渐模式化。明代初期，家族组织逐步制度化，多以朱熹《家礼》为理论依据，朱熹的影响从福建扩大到中国内陆地区。 从宋代至明清，族谱序的文体建构逐渐完善统一，开头套语多是统论修谱的功能，然后介绍家族起源与支派。明清族谱也多将建谱的形制与功能追溯到欧阳修。他强调谱牒的功能是明世系、合宗族，这一点为明清族谱碑刻等广泛继承，成为修谱的首要目的。在《罗氏族谱序》中，欧阳修开宗明义地写道：“谱牒之作何为也？所以别亲疏，明世系，正根本也。尝观太史公自叙家世，更历虞、夏、商、周、秦、汉，上下数千年，受姓别氏，至详至实”，“然谱贵详实，不详实则诬，诬则不孝，反不若无谱之为愈也。”他反复强调世系详实的重要性，既要包括时间的连续性，又要有长幼尊卑的序列。世系直接关乎儒家的孝道原则，他在《文忠公谱图序》中认为：“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欧阳修之所以着重登科与入仕的作用，也是在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 苏洵在《老泉祖族谱引》中也写出了儒家的孝悌观念，“观吾之《谱》者，孝弟（同悌——引者注）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 这段话指出亲属与五服的关系，族谱的意义就是明支派，而后亲属的关系网络方能稳定。亲属关系网络需要仪式来维持，故有婚丧嫁娶等不同的人生礼仪。家族活动可以拉近人际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 朱熹继承欧阳修和苏洵的谱牒观点，他在《胡氏族谱原序》中写道：“谱，古所重也。苏、欧继作，谱之典益著。是典也，将以明本源，序尊卑，别亲疏，辨异同也”，“志苏、欧之志，法苏、欧之法，其亦今日之苏、欧者。”可以断言，在朱熹生活的时代，名门望族在修补族谱时，已经遵循欧阳修和苏洵的体例。朱熹又在《邓氏族谱原叙》、《暨阳濂溪周氏世谱序》等族谱序中多有类似表述，例如，“夫谱为何而作也？孝子顺孙纪祖功宗德、垂统传绪。族属虽疏远，实录其源流，使后世知为一本”，“夫谱何为而作也？所以明氏族，别系绪，俾昭穆相承、亲疏有叙而作也。”从此，这种写法几乎成为族谱开头的固定套语。 经过欧阳修、苏洵、朱熹等人的反复阐述与实践，世人对族谱的结构、功能有了共识。族谱开篇的序言往往使用相似的套语，以说明修谱的宗旨符合儒家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