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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时期族谱模式渐臻完善 欧阳修、朱熹等人不断强调编修族谱的重要性，并确定了族谱的功能与结构，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族谱书写过程中的核心观念。元代王行简在《束氏族谱序》中写道：“族之有谱，其来尚矣……近世苏明允（苏洵，字明允——引者注）谱、欧阳公谱图、游默斋（游九言，号默斋——引者注）世谱，皆论撰先世之美，以明著后世者，良有以也”，直接写出了族谱形制的源流，说明欧阳修、苏洵所做族谱已经成为一时的典范。元人杨维桢《边氏宗谱叙》写道：“夫家谱之设，即古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序天伦、别亲疏、敦礼教者”，也是强调族谱的功能与宗法制度是一致的，说明宋代奠定的族谱序模式已被元人接受。 明代族谱序中，宗法制度、儒家伦理已经成为经常重复的套语。明代大儒宋濂更加强调族谱的功能与意义以及欧阳修、苏洵的创造性，他在《桃溪杨氏宗谱序》中认为：“国有史，家有谱。史者，载治乱、志安危，历朝之大帐簿也。谱者，溯本原、详支派，一族之大帐簿也”，“有宋欧阳文忠公修、苏明允先生洵，创造谱系以联属之，探本穷源、敦宗睦族之道，于斯而寄。”这段话首先把家谱与国史等量齐观，从而强调家谱的重要。其次，明确了谱的作用是溯本原、详支派。最后，简述了宗法问题在欧阳修和苏洵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方孝孺所撰《重修范氏族谱序》也持类似观点：“夫族之有谱所从来矣，其义与国史、玉牒并重，虽纤洪广狭不一，要以征往而鉴来均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明代修族谱时，一方面，大多强调明世系合族的功能，秉承欧阳修、苏洵和朱熹等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将家史与国史类比，提高了族谱的象征意义。当然，也有些族谱直接记述始迁祖的行为事迹，没有采用修谱常用的套语。在继承宋人族谱规范的前提下，明代加强了族谱序开篇套语的解释力度和范围。 清代谱牒套语简化 清代谱序套语则明显简化，多使用“从来根之深者叶自茂，源之远者流自长”，“人生之有祖宗，犹木之有根本，根深则本厚，本厚则枝荣”之类措辞。此外，以“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国有史，家有谱”等开篇者也比较多。使用套语的序数量虽多，但所占篇幅多为一两句而已。这种开篇套语基本可以视为一种不再讨论的前提，可以经常使用。这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不断深入人心然后内化为习惯的表现，自然很少有族谱编纂者对这一宗法制度做过多的讨论。 当这种套语成为一种文体结构被广泛使用时，类似的体裁形式自然会出现相同的套语使用情况。例如，在家族坟地上的碑谱，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家族谱系，但是由于材质不同，常用的套语相对于族谱序而言更为简略。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的《王氏世谱碑》云：“从来源之远者流必长，根之深者末自茂。此固理所必然，而亦势所不得不然者也。因笔之谱，勒於石，以志不紊云。”措辞十分简短，写作格式与族谱类似。从此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通过追述祖先世代以明系谱，乃是理所当然。又如，道光十一年（1831）《刘氏先茔碑》写道：“从来户大者必分宗，承先者宜继后。水源木本之思，不胜有怀始思初之感。”道光《杨氏先茔碑》云：“尝闻：源远者流长，水源可溯；根深者叶茂，木本堪寻。今之建茔于斯也，岂可苟焉而已哉！于是探本寻源，敬志所考。”此碑记述了其家从迁入、占籍、建茔，到后来数次迁茔的情况。所述谱系，大体是从远祖到四代孙建祖茔，经六七代人完成了从定居到拥有户籍，再到建碑于墓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