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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是学界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如“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修订版）就如此表述：“1921年11月21日，北岩爵士参观上海《申报》报馆时，曾称《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鼓励该报向西方学习。”（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167页）但笔者仔细查考相关记载，发现北岩并没有类似表述，这一说法或为对其言论的误读。 1916年至1918年，《申报》斥重金建成一栋有100多间房屋的五层报馆大楼，内设照相铜锌版部、排字房、浇字房，藏书室、会议室、会客室、大餐厅、浴室、修容室、卧室等，除了楼梯、电梯外，还有直达地下室的运载货物的升降机。“上海报馆之自建馆屋，亦以申报为始。”1921年，北岩爵士参观《申报》大楼后，发表观感：“贵国之报界，竟有用最新之组织设备如贵馆者也。鄙意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报馆采集各种真确之新闻贡献于世界，其价值与功用，实远过于外交。”（《申报》1921年11月22日第四张《北岩爵士昨日在沪之盛况》，上海书店2008年影印版，第496页）北岩之意，不难理解，除对《申报》提供“真确”新闻的价值与功用进行肯定外，更多的是对在中国能有《申报》这样现代化的报馆规模和完备的设备表示赞叹。 同年12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兼世界报业大会会长威廉博士访问《申报》馆后也说过：“贵馆一切设备皆甚壮观而有精神，引起一种对于报界之荣光……此次游历各国虽多佳处，但报馆能如贵馆者实不多觏。”（引自谢介子《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专辑及予之感想》，《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申报馆50周年纪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53页） 可见，《申报》作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数一数二的大报，具有很大影响力。但由此而被贴上“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标签，似显牵强。 在北岩访沪之行后的1922和1923年，《申报》与《新闻报》先后举办了创办50周年、30周年纪念活动。《申报》编辑成册的《最近之五十季（1872—1922）》纪念文集中，没有人在文章中有《申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的提法。而《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册中，多处提及《新闻报》为“中国的《泰晤士报》”。如张季鸾《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称《新闻报》为“今日海内第一之大报”，汪汉溪为“东方泰晤士之主人”。《新闻报三十年纪念辞》也称赞《新闻报》：“彼时已久与申报相颉颃。而建筑外国报馆式之屋宇，购置最新卷筒式之机器，为中国报馆先者，均已备具矣。入民国后，任事者均一时名宿，报纸行销之广，营业收入之丰，数年以来，遂为全国冠，已成为中国之泰晤士矣”。在北岩访沪后一两年的时间里，时人纷纷把“中国的《泰晤士报》”称呼给了《新闻报》，是值得关注的。 在20世纪上半叶，打着“中国的《泰晤士报》”名号的报纸如《字林西报》《时报》等，多只是《泰晤士报》情结的一种体现。事实上，在办报理念、内容编辑、报纸性质、风格等方面与《泰晤士报》相去甚远。而“中国的《泰晤士报》”之争更多聚焦于《申报》和《新闻报》之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