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

【英文标题】Huang Zunxian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Japan
    【作者简介】陈捷，日本国文学资料馆文学资源研究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 本文简要叙述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利用中日文献记载和保留在日本的文物资料，对清公使馆成员、特别是公使馆参赞官黄遵宪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中关于日本汉方医学记载的资料来源做具体考察。
    【关 键 词】黄遵宪 日本 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新政府为强制推行西方医学，施行了一系列压制打击传统汉方医学的政策和措施。面临着政府的封杀政策，日本全国各地的汉方医生纷纷起来反抗，以东京为中心，形成了以争取政府承认传统汉方医学的价值、要求保护汉方医生的生存权利的全国规模的运动，这就是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恰恰在这一时期，光绪三年十二月(1878年1月)，清朝在东京设置驻日公使馆。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和参赞官黄遵宪为首的清朝外交官们在处理各种外交事务的同时，积极观察、了解日本历史文化和明治维新以后各种社会现实，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的骨干人物中，也有不少人与清朝驻日公使馆成员们建立了友好、密切的联系。与日本汉方医学界人士的交往既丰富了公使馆成员们对日本历史及现实社会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这些著名汉方医生与清国公使馆的往来对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本文将在简要介绍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之后，利用中日双方的文献记载和保留在日本的文物资料，对清公使馆成员、特别是公使馆参赞官黄遵宪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对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中关于日本汉方医学记载的资料来源做具体考察。与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交流虽然只是黄遵宪在日期间进行的各种文化活动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但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比较具体地认识黄遵宪及其同僚们是如何与日本知识界交往、并如何通过他们了解和观察当时的日本社会，而且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黄遵宪等人作为中国近代首次派往日本常驻的外交官，在文化层面上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和丰富我们对黄遵宪以及清公使馆成员们驻日期间文化活动的意义的理解。
        一、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及其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行西洋医学，一方面对传统的汉方医学不断采取压制打击措施。明治八年(光绪元年，1875)二月和明治九年一月，政府两次向东京、大阪和京都三府及全国各县下达有关医师考试法的通告，这个考试法规定，凡希望申请医师开业执照的人，必须通过理化、解剖、生理、病理、药剂和内外科等七种西医科目的考试。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二月，又公布了更加详细的《医术开业考试规则》。按照这一系列新法规，学习汉方医学的人也必须先通过西医科目的考试才能取得开业执照，这就迫使汉方医生的子弟们只好放弃汉方医学的学习转而攻读与考试有关的科目，实际上造成了汉方医学后继无人的危机，把汉方医学逼到了极为困难的处境。为了摆脱这种状况，明治十二年(光绪五年，1879)三月，山田业广、清川玄道、森立之、浅田宗伯等当时最为著名的汉方医生发起成立了汉方医生的组织温知社，在研究汉方理论和交流治疗经验的同时，共同商讨汉方医学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温知社成立后不久便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组织，以此为据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抵抗明治政府医制改革、维护汉方医学生存发展权益的明治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但是，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1883)十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第三十四、三十五号太政官布告，公布了《医师执照规则》，日本汉方医学的生存之路被封塞，全国各地汉方医生纷纷停业或失业，汉方医学从此走上衰退之途。不久以后，温知社的中心人物森立之、清川玄道等相继去世，很多会员因失去希望而离会或拖延交纳会费，温知社于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一月宣布解散。温知社宣布解散的第二年，在宫廷内担任皇族侍医的浅田宗伯等汉方医生以改革养育方法为名被解职，汉方医学界最后的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明治二十三年(光绪十六年，1890)，在日本首届议会召开之际，为向议会请愿要求颁发和汉医师开业执照，全国的和汉医学医生组织召开了帝国和汉医总会，并在翌年第二届议会召开时提出了《医师执照规则改正法案》。但是，这个改正法案在明治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第八届议会上被否决，日本的传统医学从此进入了濒临灭绝的黑暗时期①。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清朝驻日公使馆员与日本的汉方医生们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对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以下，首先对公使馆成员与日本汉方医生之间的交流进行考察。
        二、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交流
        清朝驻日公使馆设置之后，因为公使及公使馆员们习惯于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和西洋医学相比，对日本汉方医学更具亲近之感，所以在生病时总是延请浅田宗伯、远田澄庵等汉方医生治疗。由于这层关系，这些汉方医生经常出入清公使馆。森立之、今村了庵及浅田宗伯等温知社的领袖也经常应邀出席公使馆的诗酒宴会。通过日常的诊疗和交际，公使馆员和汉方医生之间建立了非常亲密和相互信赖的关系。
        日本明治前期重要的史学家重野安绎(号成斋)在为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1883)重阳节清公使馆召开的宴会所作的《癸未重阳宴集记》一文中记录森立之在宴会上的情形时写道：
        枳园龄七十有七，矍铄善饮，醉谑纵横不可当。方其谩骂快心，轩眉耸肩，手舞足踏，交椅欲倒，举坐为之哄然②。
        这段描写不仅写出了森立之豪爽洒脱的性格，也传达了宴会上自由阔达的气氛。黎庶昌在为森立之《自作寿藏之纸碑》所作的文章中也说：
        日本森君立之，笃信好学。喜聚钞本古书，点勘证订。自少至老，卷尝在手。迹其生平事业，若隐若仕，界于医儒之间。③
        表达了黎庶昌对热心于收集和校勘古书的森立之的理解与赞赏。
        另一位著名的汉方医生今村亮(号了庵)的诗集《了庵剩稿》卷一中有《寄清人》二首云：
        只道天涯如比邻，如今初信此言真。幸逢公事清闲日，诗酒相陪情更亲。
        文物典章天下垂，岂同英佛竞新奇。从来太巧翻为拙，今日洋人知不知。④
        这两首诗在表达与清公使馆的友人一起饮酒吟诗的喜悦之情的同时，通过与保守文物典章的中国人相对比，对竞巧争奇的西洋人加以批判。从这些例子也可看出公使馆成员与汉方医生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通过这些交往，公使馆员们对日本汉方医学的水平之高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明治十三年(光绪六年，1880)五月出版的《温知医谈》第十三号中，浅田宗伯在介绍了当时在上海经营药房的友人岸田吟香关于中国医疗现状的来函之后报告：“近来清公使馆有患者，招余前往，与两大臣笔话。”并介绍了在清公使馆与公使何如璋、副公使张斯桂以及参赞黄遵宪之间的笔谈内容。据浅田宗伯说，张斯桂告诉他：
        敝邦医流当时乏著作，可称大家者稀。如足下富于著述、学术传播异方，故吾辈不携引医流而托治疗之事于足下⑤。
        可见使馆人员对日本汉方医生的信任。公使馆随员杨守敬也曾对森立之说：
        贵邦诗文较之我国似不及，而医道则过之。而贵邦今日攻诗文者尚不少，而医如公者反无闻焉，所以深怪之也⑥。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当时清公使馆的外交官们通过与森立之、浅田宗伯等人的交往，对日本汉方医学的临床水平有所了解并表示赞赏。与当时中国医疗水平低下的现状相比较，他们认为日本汉方医学的水平较高，日本的医术比中国高明，但优秀的医生却得不到社会上的承认。清公使馆员们的这种认识，对在明治政府的压制政策下奄奄一息的汉方医生们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使馆及其周围的中国人对中国传到日本的医籍、日本医家学者对这些汉籍医书的研究考证以及日本汉方医学中与中国传统医学不同的诊疗方法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在中国已经失传但在日本却有流传的中国古典医书以及江户中期以后的考证学派医师们对古典医书的考证、注释的价值加以瞩目⑦。例如，曾经学习过医术的公使馆随员沈文荧注意到日本汉方的诊断方法中有腹诊的方法，与中国的中医一般采用的望、闻、问、切的四种方法不同，对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医生多纪元坚的著作《诊病奇侅》大加赞赏。因为《诊病奇侅》原文为日语，所以沈文荧建议多纪元坚之子多纪云从的弟子松井操将其翻译为汉文⑧。松井操也希望能将此书介绍到中国与朝鲜，并进一步介绍到西方，所以答应翻译此书⑨。明治二十一年(光绪十四年，1888)，松井操将自己的译稿拿给前来游历的傅云龙过目，傅云龙大加称赞，劝他尽快出版。于是，松井操找到与公使馆关系密切的中国商人王仁乾，由王仁乾主持，以活字排版印刷，并于回国时带回中国。⑩《诊病奇侅》除了沈文荧光绪四年(1878)在日本时写下的序文外，还有傅云龙及公使馆随员孙点、廖宗诚等人的序文，从这些序文可以了解到，该书从酝酿翻译到正式出版均与清公使馆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将《诊病奇侅》翻译成汉文的松井操，近藤修之助撰《明治医家列传》中记有这样一段逸事：
        问先生以学历，先生曰：“予健忘，一无所记。昔日之事今已遗忘殆尽。”再问：“先生自身之姓字亦忘者，何也？”怡然对曰：“无可答也。”(11)
        在松井操的微笑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受到政府压制打击的汉方医生们的苦痛和绝望。处于这种心境之中的松井操决心把日本传统医学的腹诊方法的集大成之作《诊病奇侅》翻译成汉文，以便将其介绍给中国、朝鲜，并进一步介绍给西方世界，这一行动中寄托了他希望在日本之外为日本汉方医学留下一线生机的寓意。如果联想到《诊病奇侅》的出版与温知社的解散恰恰发生在同一年这一史实，我们一定可以理解当时松井操的复杂心情。
        日本汉方医学中基本的诊疗方法腹诊法通过《诊病奇侅》汉文版的出版才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但是实际上，中国人知道腹诊的方法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明治五年(1872)，多纪元坚的弟子、长崎的汉方医生冈田篁所到中国旅行时，曾为苏州的收藏家顾承(字骏叔，号乐泉)看病。据他的旅行记《沪吴日记》记载，当他准备用腹诊方法诊断时，顾承却提出“乞隔被而候”的要求(12)。清国公使馆的有关人士积极鼓励和协助向国内介绍苏州文人顾承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腹诊方法，这与他们在日期间对日本传统医学的经验、见闻和理解是有密切关系的。
        综上所述，对于濒临灭亡危机的汉方医生们来说，清公使馆成员们的善意和高度评价，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安慰和支持。从上文引用的今村了庵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汉方医生们与公使馆成员之间有着比较相近的价值观，在思想感情上容易产生共鸣，因此，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诗文或著作拿来请公使馆的中国人订正、评论或撰写序跋，并为能够得到清国公使馆员的称赏而感到自豪。
        明治十二年(1879)七月二十日《横浜每日新闻》刊载了这样一条有关著名汉方医生远田澄庵的报道：
        东京牛込远田澄庵师以治疗脚气睥睨一世。去秋支那公使何如璋弟某氏罹此疾，病已危笃，经师之治疗得全愈。何如璋氏归国前特为挥毫，书“阳春有脚”四大字行书题额相赠，以为谢礼。题额长一间，高二尺许，并有小字颂扬澄庵氏之高名。平日常揭表于玄关正面，甚为堂皇(13)。
        按这里所说的脚气指湿脚气病，是一种类似维生素B缺乏症的疾病，除手足麻痹、下肢沉重、行动困难等神经症状外，还会有心悸亢进、血压低等循环器官症状，甚至会引起被称为“脚气攻心”的急性心力衰竭，严重时造成死亡。德川幕府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第十四代将军德川家茂均死于此病，明治天皇也患有较为严重的脚气。脚气病为明治时代日本社会的一大疾病，明治政府专门在东京设立“脚气病院”，由汉方医远田澄庵、今村了庵和西医佐佐木东洋、小林恒分别负责治疗，以比较汉方医与西医的治疗效果。在这种由政府造成的汉方医与西医针锋相对的竞争局面中，特意将何如璋为答谢诊疗赠送的匾额挂在玄关正面，这一行动本身既表现了远田澄庵对自己医术的自信，也体现出他受到何如璋赞赏时的喜悦之情。
        以上所举的托中国人撰写序跋、请中国人在著作中提及自己以及以受到中国人赞赏而自豪的例子，也许会被认为只是一种虚荣心的满足或者是出于对中国的盲目崇拜。但是，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汉方医生来说，恐怕不能如此简单地判断。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日本汉方医学界所面临的是将要被政府推行的新的医疗政策从日本社会中完全抹杀的危机。在整个汉方医学界生死存亡的时刻，清公使及公使馆馆员们的赞赏和称扬作为来自日本社会之外的评价，可以成为他们主张自己存在合理性的有力证据。
        浅田宗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把奉政府之命将《皇国名医传》赠送给美国学校、清国副公使张斯桂把《先哲医话》寄回中国国内等视为整个国家的荣誉(“世以为国荣”)(14)。在谈到日本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要求向其赠送《医方类聚》两部、明治十年(1877)森有礼访问中国时将《跻寿馆医籍备考》五部送给光绪皇帝等事时，激动地称之为“吾党之面目、老后之喜无过此者”(15)。在当时的状况下，来自日本汉方医学源头所在的中国的公使和公使馆馆员们的理解与支持，对遭到明治新政府的压制而被逼入穷途末路的汉方医生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援助。
        三、黄遵宪与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以上，我们考察了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和当时清公使馆与日本汉方医生的交流情况。因为只有了解当时日本社会的时代背景和日本汉方医学的境遇，才可能对黄遵宪与日本汉方医学界交往的意义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下面，我们对黄遵宪与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的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
        1.道士巾与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
        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的领导者们从清公使馆得到的同情与支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黄遵宪向温知社成员赠送道士巾一事。
        明治十二年(1879)，经浅田宗伯的治疗而病愈的黄遵宪为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将一幅中国制的黑色头巾——道士巾，或称乌角巾——赠送给浅田宗伯。中国历史上曾有东汉郭林宗为避党锢之难戴着折角巾周游郡国以及东晋时代陶渊明的漉酒巾的故事，道士巾本身也被视为一种超脱俗世的高洁志向的象征。在政府当局压制汉方医学的政策以及洋医(西医)学者对汉方医学的攻击中深感孤立和愤懑的浅田宗伯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不仅到宫廷内工作时戴着，而且还向温知社的干部们推荐。于是，温知社中的骨干数十人都加以仿制，道士巾成为温知社同人的一种标识。明治十三年(1880)正月，以清川玄道为首的温知社领导在浅田宗伯家集合，清川玄道将自己戴道士巾的感怀诗拿出来给大家看，浅田宗伯、今村了庵及在场的同道们纷纷和韵。浅田宗伯将当时的唱和诗命名为《仙桃集》，请黄遵宪作序，这就是黄遵宪的《仙桃集序》。《仙桃集》原件为一幅长卷，现在由日本当代著名的汉方医生矢数道明先生收藏。该卷题有二十一位温知社干部的诗作，卷首绘有道士巾和仙桃图，(图一)并有浅田宗伯之子浅田棕园抄录的黄遵宪《仙桃集序》。(图二)
       
        图一《仙桃集》长卷卷首所绘道士巾和仙桃图
       
        图二浅田棕园书黄遵宪《仙桃集序》
        《仙桃集》的创作不仅反映了当时日本汉方医学界在政府的全面西化政策中失去立足之地的现实苦闷，也表达了他们坚持以医术拯救民众的理想的决心，同时，也是对政府以强迫手段将汉方医学逼上绝路的错误政策的抗议和示威。同年，清川玄道将两年前温知社同人共度新年时创作的唱和集《新靴集》与《仙桃集》合编出版，题名为《吴凤集》，浅田宗伯为作跋文，对道士巾的意义作了以下的说明。
        清国公使参赞黄君公度赠余以道士之巾，诸君亦拟其制，冒之以为同社之盟。(中略)余龄垂古稀，世故推移，□事牵挽，硁硁余未知所以置其身焉。因顾近来戴英帽着米靴、不知其身为皇国人者间有之，乃与余之官游浪吟为天吴紫凤。(16)
        文章叙述了自己得到黄遵宪馈赠的道士巾后，朋友们纷纷模仿，把道士巾作为温知社标识的经过，并感叹说：“我年纪已近古稀，世事多变，种种事情不得自由，像我这样顽固的人已经无立足之地。近来常有戴英国帽、穿美国靴、忘记自己身为日本人的人，与我这样担任一个闲职、只知道游乐吟咏的人有天壤之别。”这篇跋文记录了黄遵宪送给浅田宗伯的道士巾被温知社同人作为象征性标识的过程，同时，也表达了年过古稀的浅田宗伯在汉方医学面临的困难局面中的孤独、苦恼以及他对当时日本社会全盘追随欧美、彻底抛弃传统的价值取向的愤慨。
        《吴凤集》卷首刊载了黄遵宪应浅田宗伯的请求写下的序文(即《仙桃集序》)，文章在引用郭林宗与陶渊明的故事之后说：
        先生年少不陷於党祸，至于今日，则时方太平，优游足乐。弹冠而出可也，束带而立亦可也，夫何慕于二子而以黄冠为？先生顷裒其诗属余序，余以此意质之。先生方左执卷，右执杯，折巾一角，呼童漉酒，科头箕踞，大笑而不答。既而曰：“子毋足知我，且饮酒！”(17)
        文章表面上似乎是对浅田宗伯的行动表示不解：“先生年轻时既未陷于党祸，现在赶上太平盛世，悠然满足。既可以端正衣冠到朝廷出仕，也可以在民间自由自在，何必要羡慕郭林宗和陶渊明二人披戴黄冠呢？先生最近带诗集来要我作序，于是向先生请教。”其实，向浅田宗伯赠送道士巾的黄遵宪不可能不了解温知社干部们同时仿制道士巾这一行动背后的寓意，只是，作为邻国的外交官，他只能用这种委婉的形式对汉方医学保存运动表示同情。文章结尾描写浅田宗伯手执书卷和酒杯，散发箕坐，大笑不答，只是邀自己喝酒的情形，生动形象地表现出以浅田宗伯为代表的日本汉方医生们在“文明开化”的所谓“太平盛世”中的无限寂寞和苦闷。(图三)
       
        图三《吴凤集》封面及卷首收录黄遵宪《仙桃集序》
        由于明治政府强制推行扶持西医、压制传统医学的政策，尽管日本当时享誉一世的名医与全国汉方医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明治汉方医学保存运动仍然以失败告终。此后，日本的传统医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社会上一直没有合法的地位。我们在回顾一百多年前日本汉方医生们为继承和延续传统医学而进行的艰难努力时，不应忘记黄遵宪以及清国驻日公使馆员们在精神上给予他们的理解与援助。
        2.黄遵宪与日本汉方医生的交往及他对日本汉方医学的介绍
        在清国公使馆成员与日本汉方医生的交往中，黄遵宪与他们的往来最为引人瞩目。
        温知社的领袖人物浅田宗伯经常为黄遵宪看病，黄遵宪除了《仙桃集》以外，还曾给浅田宗伯的《先哲医话》、《牛渚漫录》等著作撰写序文或跋文(18)。二人之间既是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更是互相欣赏、心意相通的友人。例如，浅田宗伯在给好友服部甫庵的信中曾经写道：“黄遵宪乃精于学术之人，决不杜撰。”(19)黄遵宪也在《日本杂事诗》“《素问》残笺馀石匮，几人抱古守岐黄”诗句的注中写道：
        今有浅田宗伯，最知医，著书三十馀种。有《皇国名医传》，言日本医甚备。(20)
        这里，他称许浅田宗伯是当时日本最懂医学的人，并赞赏浅田宗伯的著作《皇国名医传》对日本医学的叙述极为完备。值得注意的是，后来黄遵宪在改订《日本杂事诗》时，因这首诗和部分注释中有对明治维新表示不满之嫌，故将其删去。但是这并不表明黄遵宪对浅田宗伯的评价有所改变。在《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中，黄遵宪介绍和评论浅田宗伯说：
        天资豪侠，学问该博。凡医家之书，莫不搜索贯穿，取长舍短，蓄积浸涵，若自有之。其诊病也，应变投机，不胶一说。(21)
        从性格、为人到学问、医术，都对浅田宗伯做出了最高的评价。
        浅田宗伯的文集《栗园遗稿》中收录他给公使馆人员的书信、赠序等共十七篇，其中有六篇是给黄遵宪的。(22)信中或请黄遵宪为其撰写序跋，或向黄遵宪介绍自己的友人以及代别人邀请黄遵宪作客，可见他与黄遵宪往来密切，常常在日本各界人士与黄遵宪之间穿针引线，介绍搭桥。
        作为具体负责公使馆各项公务的参赞官，黄遵宪需要广泛接触和结交日本社会各界人物。除了浅田宗伯以外，汉方医学界的名医远田澄庵、今村了庵等都与黄遵宪有密切往来。通过他们，黄遵宪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历史发展演变、重要医家和医学流派以及医学方面的重要成就有较多的了解。应当说，《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中关于日本医学的介绍，应该归功于黄遵宪与这些汉方医生的交往。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曾记录远田澄庵的脚气病治疗方法以及日本式的接骨法、腹诊法和日本的本草学研究，并在注释中评价说“此方为中土所无”，“其精审有过于华医”等，对这些治疗方法和研究成果超过中国医界之处给予承认和肯定。汉方医生们对黄遵宪的评价也极为重视，特别是被黄遵宪写入《日本杂事诗》者，更是引为殊荣，争相传诵。
        例如，将《诊病奇侅》翻译为汉文的学者松井操把中国已经失传而日本尚存的佚存书《黄帝内经太素》钞本送给公使何如璋。此事在公使馆引起重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特意谈到此事说：
        江户人松井操献隋杨上善《素问注》于太使，乃书库写本，惜既缺数卷。然此注中土久佚，四库目所收始唐王砅，此视砅尤古，可贵也。(23)
        松井操向公使何如璋赠送《黄帝内经太素》一事在日本汉方医生之间也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浅田宗伯就曾在给好友的信中特别谈到此事说：“日前松井操将之(笔者按：指《黄帝内经太素》)赠与清公使，彼国殊为珍重，《日本杂事诗》记其原委，想已达贵览。”(24)可见当时这件事是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件美谈。
        黄遵宪回国时，远田澄庵曾经向他要求，如果编写《日本杂事诗》续编，一定把自己的名字补入其中。后来，黄遵宪在改订《日本杂事诗》时果然信守承诺，新增补了一首介绍远田澄庵脚气治疗法的诗作，这就是《日本杂事诗》定本第一六六首：“是何虫豸竟能医，药笼同收败鼓皮。搜得龙宫方外药，补笺脚气集中诗。”黄遵宪在注语中说：“有远田澄庵者，世业此医。其法用水蛭箝于膝盖，俾吸水肿，及果腹，则置之水桶，别易一虫。久而觉痒，则肿退而疾除矣。”该诗及黄遵宪的注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远田澄庵治疗湿脚气病的具体方法，不仅承认这种“中土所无”的治疗方法的独创性，并且肯定了远田澄庵独特的治疗方法的有效性。
        《日本杂事诗》改订版(黄遵宪研究者们一般称为定本)从初版本中删去了前面引用的第一三一首，但同时又增补了介绍远田澄庵的脚气治疗法、日本汉方医学的腹诊方法和有关本草学的三首。此外，《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中专设“医”项，对中国医学传入日本的基本过程、日本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医学制度的变迁以及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医书和医学流派等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从涉及知识范围的广泛和准确程度，可以看出黄遵宪对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趣和知识。
        我们知道，黄遵宪撰著《日本国志》时收集参考了大量的日本文献，并且得到很多日本友人的帮助。事实上，《日本国志》关于医学部分的记述就得力于浅田宗伯的影响。黄遵宪自己虽没有说明，但是，如果加以比较便可知道，《日本国志•工艺志》中关于日本医学史记载的基本资料，很多来源于黄遵宪大为赞赏的浅田宗伯的著作。下面，我们试从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前编》、《皇国名医传》中引用数例，以便说明(及____线为笔者所标，加者为《日本国志》增加或从浅田宗伯原文中删去的文字，加_____线者为有异同的文字)。
        例1.《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
        推古帝时百济僧观勒(25)献历及天文地理、遁甲方术之书。山背日并立受其方术。于是汉籍传播日广，良工辈出。
        《皇国名医传前编》卷上：
        推古帝时百济僧劝勒献历、天文地理及方术遁甲之书。山背日并立首就学方术。继而西土医籍传播日广，良工辈出。
        例2.《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
        桓武帝时，有和气广世，后二百馀年，有丹波康赖。二氏世守其官，号为名家。
        《皇国名医传前编》卷中“和气氏”条：
        桓武帝时，有和气广世，后二百馀年，有丹波康赖。二氏世职，名播外国，可谓官有世功矣。
        例3.《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丹波康赖”注：
        康赖，出于后汉灵帝，世居丹波矢田郡，赐姓丹波宿祢。
        《皇国名医传前编》卷中“丹波氏”条：
        (丹波)康赖，丹波矢田人，出于后汉灵帝。[中略]出居丹波国。[中略]，赐姓丹波宿祢。
        例4.《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曲直濑正庆”注：
        正庆字一溪，平安人。长游足利学校，博通群书。时四代三喜(26)挟李朱之术，周游四方，正庆从而学。术成，人争乞治。正亲町帝征见，赐号翠竹院，又诏上所著《启迪集》，敕僧策彦撰序，以行于世。于是国手之称，一时翕然。将军侯伯，莫不崇礼。年老，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皆眷爱，四方问业者盈门，幕府医官咸执贽焉。
        《皇国名医传》卷上：
        (曲直濑)正庆字一溪，，平安人。，[中略]长游足利学校，，博通群书。时田代三喜挟李朱之术，周游四方，正庆，从而学。。术成，，人争乞治，。[中略]正亲町帝征见，赐号翠竹院，又诏上所著《启迪集》，敕僧策彦撰序，以行于世。于是国手之称，一时翕然。将军，侯伯，莫不崇礼。年老，丰臣太阁及我神祖，皆眷宠，四方问业者盈门，幕府医官率其门生及他侍藩国者，不遑枚举。
        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医”项的记载显然依据了浅田宗伯的著作。有些部分不仅借助于《皇国名医传》的资料，连文章词句也明显出自浅田宗伯的著述，只是根据著述体例，或提纲挈领，或删繁就简，或在文字上略作润色。
        从《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医”项相当一部分内容文字与浅田宗伯《皇国名医传前编》、《皇国名医传》相对应的现象可知，黄遵宪对日本医学的历史及现状的了解不仅得自他日常往来密切的汉方医生们的言谈话语，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以浅田宗伯为代表的日本汉方医家的著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医”项不仅是对日本医学历史和现状的概括介绍，也是对《皇国名医传》等医学史著作的摘要介绍。浅田宗伯的《皇国名医传》1936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但是，其内容的一部分早已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传到中国了。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因为有当时日本医学界最具学识的汉方医生们的意见和他们的专门著作为基础，《日本国志》才可能对日本医学史这样专门的知识领域的问题做出比较系统、准确而又简明扼要的概括总结。
        以上，我们对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的背景以及清公使馆成员、特别是黄遵宪与这一运动的领导者们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影响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日本明治政府所施行的各种新政策、新举措之中，既有许多使日本得以迅速发展的有力措施，也有不少是为一时的政治需要或因为无知而采取的极为蛮横、强暴的破坏性行为。如明治维新之后政府为建立国家神道而推行的“废佛弃释”政策，使日本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佛寺遭到破坏，佛寺中保存的传世数百年甚至千年以上的古代文物、古籍和美术品大量流失。对具有悠久传统的日本汉方医学的压制打击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黄遵宪撰著《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主要目的固然是向国人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改革，但他对明治政府的各种举措的观察并不盲目，而是有自己的分析、取舍和判断。对日本医学的介绍虽然只是《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的一小部分，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黄遵宪在观察了解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社会时的这种既充满热情又客观冷静的态度。另一方面，黄遵宪及清公使馆馆员们的文化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对日本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知识的学习了解和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的观察介绍，而且在于他们在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同时，也为日本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出了贡献。尽管作为异国的外交人员，他们在评论日本社会的现状时往往采取比较委婉谨慎的态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日本汉方医学界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以自己的言行，为日本汉方医学保存运动提供了有形无形的巨大的精神援助，这是我们在回顾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评价黄遵宪等清国外交官在日本的文化活动的意义时值得特别指出的。
        注释：
        ①关于日本近代传统医学与西医的斗争情况，可参看深川晨堂《汉洋医学斗争史•政治斗争篇》(东京，医圣社1981年重印版)、矢数道明《明治百年汉方略史年表》(东京，温知会1968年)。
        ②《癸未重阳宴集记》，重野安绎《成斋文初集》卷二。
        ③《书森立之寿藏碑后》，森立之《自作寿藏之纸碑》，明治十四年(1881)刊；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六，光绪二十一年(1895)金陵状元阁本。
        ④今村亮《了庵剩稿》卷一，明治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⑤《温知医谈》第十三号，明治十三年五月。
        ⑥杨守敬•森立之《清客笔话》卷二，明治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见《杨守敬集》第十三册所收笔者整理注释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
        ⑦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照拙著《明治前期日中学术交流の研究—清国驻日公使馆の文化活动》(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2月)第三部第四章。
        ⑧《诊病奇侅》卷首沈文荧光绪四年序文中记此事。
        ⑨松井操《序例》：“今译以汉文者，欲使清韩之医有从事于是，然后重译以及泰西诸邦，是余愿也。”
        ⑩《诊病奇侅》王仁乾跋。
        (11)原文为日文。近藤修之助《明治医家列传》第二编第三二一页，明治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12)冈田篁所《沪吴日记》三月十二日。关于此事，请参看拙稿《冈田篁所の〈沪吴日记〉について》，《日本女子大学纪要•人间社会学部》第十一号，二○○一年三月。
        (13)原文为日文。牛込为东京地名，一间之“间”为日本当时的长度单位，指两楹之间的距离。
        (14)浅田宗伯《橘窗书影》跋，明治十九年辅仁社铅印本。《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东京，名著出版1982-1983年)，《浅田宗伯选集》(东京，谷口书店1987年)收录。按《皇国名医传》和《先哲医话》均为浅田宗伯著作，明治十三年刊刻的《先哲医话》有公使馆副使张斯桂撰序，参赞黄遵宪撰跋。
        (15)《浅田宗伯书简集》第四二页，明治十年九月十二日。
        (16)《吴凤集》，明治十三年(1880)出版。
        (17)黄遵宪《仙桃集序》，见《仙桃集》长卷原件及《吴凤集》卷首。
        (18)《先哲医话》二卷，明治十三年(1880)勿误药室木刻本，卷末有黄遵宪自己书写的跋文；《牛渚漫录》四卷，明治十四年(1881)勿误药室铅印本，卷首有杨守敬代书的黄遵宪跋文。
        (19)五十岚金三郎编《浅田宗伯书简集》，第七三号，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
        (20)《日本杂事诗》初版本第一三一首。
        (21)《日本国志》卷四十《工艺志》。
        (22)卷一《与黄遵宪书》、《复黄遵宪书》、《与黄公度》、《复黄公度书》二篇，卷三《送黄公度赴任米国序》。《续•浅田宗伯选集》第三集所收影印本，东京，谷口书店一九九二年八月。
        (23)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初版本第一三一首注。
        (24)五十岚金三郎编《浅田宗伯书简集》，第七四号。原文为日文。
        (25)《日本书纪》记载百济僧人劝勒推古天皇时将历法和天文地理书带到日本，此处“观”字乃“劝”字之形误。
        (26)田代三喜为日本著名汉方医生，此处“四”字乃“田”字形误。
     
    转自《中国典籍与文化》(京)2009年2期第3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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